一、心学传统与哲学转型
孟子所谓的"性善"强调的是人和所有动物不同的地方。人和动物大概99. 9%是一样的，他想要提出的就是"几希"，即0. 1%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是恻隐，谈到恻隐，还有由恻隐往外推的问题。这就谈到了孟子所谓的"大体"。我认为"恻隐之情"，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人的本质定义。但是一谈到本质，大家又感到是一种本质主义。Roger Ames(安乐哲)提出对于个体的特殊性，就是本质，一定要找人的本体，人的普遍性。这个议题现在有兴趣的人不多，可能己经被解构了，特别是在后现代己经被解构了。我坚持这样的观点，目的是想说明一般在西方没有出现或者说出现比较晚的观念，像身心、灵性，在中国很早就被当做一个复杂体系，中国传统中理解的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或者是可以用语言的动物、可以用工具的动物，而且更是感情的、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还是追求意义的。孟子提出这个"大体"的问题，在一个0. 1%的特殊性中建构他的"大体"概念，这种说法大家都不太重视，认为是过时了。我们现在面临的大问题，是经济建构的问题，还有经济发展之后软实力向外推的问题，我们对西方以前发展的模式有了超越以后，走出一条不同的路。现代性当中传统的问题，乃至现代化有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虽然人之异于禽兽者只是"几希"，但从这几希的'`'huJ隐之心"向外推，就可以"养其大体"，甚至从"大体"谈到"万物皆备于我"。这种概念绝对不是修养层面和道德层面的问题，我们常常把这一套思想当做个人的修养，乃至道德哲学的特殊课题，认为这个课题只是与我们今天碰到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民主问题相关，我认为这个看法可能把心学里面最核心的问题看得简单了一些。以家庭为例，从"推己及人"这个"推"的观念来看，家庭在性别、年龄、伦理上的复杂性就很需要"推"，家庭里面只要有一个人-不管是父亲还是孩子-不愿意参与家庭生活，不愿意主动自觉地建设这个家庭，那这个家庭几乎不太可能维持和谐。
心学所碰到的困境是这样:我们原来所建构的一个全面、内在整合的一种思想，面对西方各家各派内部的张力，对我们内部本身思想的挑战，除非你把他们剥离出来，不和他们进行对话，或许可以保持多多少少的纯净性。但是这种对话能够在现代社会起积极的作用。这种情况下，心学必须有内部重新的调整，调整所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语言的问题，要引用各种不同的源点来支撑我们的论据，这是大家基本上都接受的。
如果我们要进行文明的对话，假如我们不仅坚持要依赖我们的文本，甚至还要必须仅仅依靠我们古代汉语作为唯一交流的工具，那么我交流的对象如果不了解古汉语，他就永远没有办法了解心学，我跟他对话的可能性就小了。这样的态度是自我封闭，不可能真正进行交流。现在我们可以用中文、日文、法文、德文了解基督教;可以用各种不同的语言，而不必用梵文了解佛教。儒学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就是能不能走出东亚。如果要走出东亚，基本上应该接受翻译，翻译的本身是一种创造-要接受各种不同语言的挑战，一定要对他对话的对象的内部的复杂性有基本的认识。
在英语世界，其研究哲学有各个不同的面相。另外，做哲学和了解哲学、认识哲学有很大不同。做哲学就是你思考的本身，必须要和你现在所碰到的各个大问题之间有一种实际上的碰撞，这个难度很大，尤其是做中国哲学。从自身的学术上来看，大家认为你现在做的工作学术性不够强;从西方的学术来看，他们认为你接触他的问题，你的问题意识不够强，所以这两方面，都要同时加强。如果要加强，那么这新学术能展现出来的面貌将会有非常大的不同，所以非变不可。但是虽然变，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像陆象山所说"读《孟子》而自得之"的可能性有没有?这涉及体知的可能性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和经典有亲和性。他们会发展自己创造的诊释，那种可能性会开拓出来。
假如说哲学过分专业化，且局限在一个圈子里，那么哲学便会被慢慢消解掉，变成一种技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哲学视野如果仍局限于一种风格或某些地域，就不会有更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不是中国哲学的问题，中国哲学自身要进一步发展。上一次一个老外来了以后，说中国没有哲学，引起了很大的辩论，归根结底是"中国哲学"还是只是"哲学在中国"的辩论。另外，怎么样才是哲学研究，与西方的哲学界进行平等地位的对话，在我看来这不是一厢情愿，只是需要经过一个核心价值的对话，这中间不仅牵扯哲学家还有知识分子。
在五四时代，杜威在中国两年或者更长，他和冯友兰几乎没有真正的文化交流，但他在中国的经验对于他的哲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这个作用的显现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各种文化的资源，广结善缘。儒家学者认为《中庸》、《孟子》或者是《易传》有超越，有所谓"内在的超越"，如果说是"天命之谓性"，以这个方式，就和孟子进行知性知天连在一起，可以从个人的自我了解来了解天;但在基督教里面，人和上帝的关系是正好相反的，上帝是超越，是另外一种超越。这中间就会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地球问题的出现，使得这些传统都要有所改变，我再用一个值得批评的观点，儒家的传统只有一种语言，没有其他的特殊语言。孔子说"下学而上达"，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这个精神的转向认同世界，最高的精神意义必须在日常生活中体现，没有更大的、另外的、完全超越人类的世界。我们讲"内在的超越"，大家可以批评，但是这一条思路是从这边发展出来的，我们在21世纪，面对人的存活问题，重新思考何为人以及知、行有什么希望?我们为什么在这里?不仅面临人生意义的问题，我们还必须处理人和地球的关系，另外，我认为，21世纪所碰到的问题，是必须要发展全面而且整合的人文精神，把它当做我们要关切的大事。在国内很多学者认为处理这些问题要注意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会，一个是自然，个人的身心问题，个人的社会健康问题，人类和自然的关系，大家认为这三个问题处理好，我们面临的问题就可以处理好了。但是，只注意这三方面不够，为什么不够?在21世纪跟19世纪后叶和20世纪初叶最大的不同，就是宗教问题，21世纪大家对宗教的问题越来越敏感，假如说21世纪的领袖对宗教问题不敏感，他会碰到很多不能解决的东西，而且可能出现非常多、非常严峻的问题。宗教问题的出现，是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问题，人的意义问题，都是21世纪不可消解的大问题，正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所说:没有经过反思的生活，很不值得活。
我们大家都了解在1980年代、1990年代，如钱穆、张世英、季羡林等，他们都曾讨论，而且前卫性地提出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人性跟天合一的问题，现在很少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在我理解的问题的框架之中，这个问题必须要面对，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了解，跟其他的轴心文明相比，儒家的"天"的属性是什么，这又有太多的争议。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冯禹的博士论文，整篇都在讨论人的属性问题。这中间不仅有人定胜天的传统，还有天人合一等各种类型。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轴心文明通过超越和突破所展现出来的最高价值。非常有特色的便是"天生人成"的观念-人和天之间的互动。当然，很多人会把这种观念误解为"人定胜天"。大禹治水、诺亚方舟的传说表明，人在那个时候就接触了自然;但大禹经过治水，把灾难变成灌溉。大家认为其文化寓意与愚公移山是一样的，即人的努力和智慧可以征服自然;我认为完全不一样。愚公移山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没有生态环保意识的一种人定胜天的观念，而大禹治水完全是另外一个方面。在中国，天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但绝对不是无所不能，所以中国就没有出现基督教里面全知全能的上帝观念。如果从中国传统和儒家的传统来看，人的出现使得天不可能是无所不能，也就是说，人和天之间有一种不仅是默契而且是交流的关系。所以我认为，在宇宙大化的过程中，人是一个观察者、欣赏氰《中庸》里面讲得很明白，人不仅是"参赞天地之化育"，而且"与天地参"。因此我们不能只从个人、社会和自然来了解人文精神的全貌，还一定要把"天"的问题讲好。
在我看来，哲学界正要发生且应当发生一种"精神的转向"。哲学史上曾经有认识论转向、语言学的转向、人类学转向。精神的转向以前不提，因为被认为属于天主教的传统。但是德里达在去世之前，重新提到犹太教里面的核心问题;列维纳斯也是受到犹太教的基本教育，晚年，他又回到犹太教，回到希腊哲学，把哲学作为生命的哲学;福柯在晚年专门讨论修身的问题，谈到要关切人、关切生命。现在有很多人谈关切地球。
面对21世纪，如果有一种比较涵盖性、整合性的人类思想，儒家无疑是非常杰出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家可以涵盖一切。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涵盖一切且非常具有整合性的文明形态。意识形态也好，精神文明也好，宗教传统也好，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这三大宗教都是涵盖性的，但儒家的涵盖性是多元的，还有很多不同的涵盖性。它只有一种语言，没有教条。它超越的突破在当时是孔子主动自觉的选择，不是因为孔子不了解外在超越的重要性。儒学的超越是具有普世意义而且比较全面的人文之学，儒家有它的特色，而我们有责任把它的特色凸显出来。若要体现这特色，有几个大关必须过。 第一个大关就是心学，当然除了心学之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路。如果顺着心学的思路，心学所谓的行善问题，我们必须能够像康德一样严谨地建立自己的体系和论证。康德关于信仰的一些预设如灵魂不灭、上帝存在等，在他整个思想当中是不甚协调的，为什么有矛盾?因为这些观念和他整个哲学之间是有矛盾的。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要通过论证，而不是简简单单地说。西方的思想特别是基督教，认为单凭自己的力量成就圣人是不可能的;我们则认为可能，不管是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都予以肯定。那么，我们怎么论证?这是第一个问题。下面的问题就更复杂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可以做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儒学所展现出来的人类世界，要向外推，不管是到家庭，还是到国家。儒家有没有制度建构?这个制度建构是哪一条路?有些人认为政治儒家和精神儒家是没有关系的或者是矛盾冲突的，其实不然，制度和道德紧密相关。假如双方没有互动、博弈，制度化的儒家真正对话的伙伴都是西方的自由主义理念，和儒家的心性之学分开，认为这一套过时了，这样的话，一方面心性儒学工作没有做好，没有把可以开展的发展出来;另一方面制度儒学的这些学者，对于自己源头活水的最珍贵的东西，也没有做好。还有一个非常严谨的大问题，就是如何知的问题，一般儒家把知分为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是可以发展科学，良知则是一个道德理念。这些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争议，其中一个就是良知的展现问题，良知必须自我展现才能够开发出民主，开发出科学，良知这个道德理性想对于知识的理性加以涵盖统摄，于是很多人认为这是"道德的傲慢"。但是我认为这能走出一条路来，即走良知扩大的路子。所谓良知扩大，我们不把"德性之知"认为是道德之知，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道德实践的东西;它是一个本体，它还有很多其他的观念，可以从人的经验来证明，从其他的方式来讨论。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大问题。
坦率地说，这种问题西方哲学研究两百年，每一个细的东西都己经攻破了，单就研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有成千上万的文章，在这方面，我们与西方的差距还很远。另外，更麻烦的就是，西方对于自己传统的启蒙，做了最全面和深刻的批判，不管是从理性主义，从环保主义，从社群主义，从文化多元主义，或者从宗教的多样性，现代化和多样性，这一些都是西方开出来的，他们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反思。而我们现在还存在什么样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现代化，我们还不了解启蒙，我们还要启蒙，我们想超越启蒙，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梦想，而且是不符合现实的，不仅我们想要超越启蒙，我们想在超越启蒙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更宽广的人文问题，那更是一个梦想。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和情况下，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或者说我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傲慢，有这样一种理想。我认为，一个新的环境的出现，这是以前人类没有出现的，西方哲学的积累，思想上的积累，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要尽量向他们学习，不管是哪一个人，不管是哪一本书，不管是哪一个学派，所以你要能够进入一个学派，进入一个人，这是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意愿或者没有这种功夫，要想能够做进一步的哲学思维，困难就非常大。
二、恻隐之心与儒学复兴
恻隐，也叫做"同情"。现在有些科学家在研究同情心在儿童中的产生。以前很多的心理学家认为儿童在两岁的时候开始有同情心;最近有一些英国心理学家认为几个月小孩就开始有了。当然，从同情到具体的行为之间，有很多复杂的问题要加以解决。于是"推"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人的本性中有内在的情，人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显现，但是不可以自觉地加以体现，能"三月不违仁"，这就需要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
人的本性，从各个方面来看，都是要通过学习的。人的特色在于何?就是人的情和义，这没有什么可争议。当然，所有动物也都有情，但人的情有最特别之处，如果从孟学来说的话，就是"仁爱，。"仁"就是建构在恻隐之上，经由推扩，最终达到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之所以成为人，最珍贵的，就在于他们有大体。孟子说道"良贵"，其贵也是贵在这里。 ，'.侧隐之心"能不能面对现在复杂的社会?现在道德哲学的研究深化了，研究人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道德理念，是怎么从演化论发展出来，开始是生物，到动物再到人，这个进化的过程，现在是不是己经基本上变了，至少在道德哲学上来考虑的很少。如果不是，那么人的出现，如果使你出现的那些条件之中有一个质的变化，会怎样。以前都不太关注人的动物性方面，比如孟子所说"人之去禽兽也几希"。而现在学术界对人的生物性方面的理解是越来越强，比如哈佛有一个研究计划，研究心和脑的问题，从科学主义来讲脑的问题，解决心的问题。脑的领域的扩大，意味着心的领域在缩小。
另外，是不是广义的自然主义能够使得"天"成为不必要的范畴?如果要有这个"天"，是不是就和西方的上帝相接近?我的感觉是这样，"天"的一种对应说法就是创造性的支撑，这个创造性的支撑，如古代中国传统的"畏天，、'敬天"，所以不仅是有创造性的自我，而且它是价值之源，所有的价值之源。从人类的信仰来春"天"的创造性是不可比的，我们人还是太渺小了。从进化论来看，人在这个过程中间，可能是最大的破坏者，我们以前总以为人是进化过程中间的产物，现在我们直接参与这个过程了，这有可能导致问题不断出现，使得动物、植物、生物、水源、土壤甚至空气都受到了极大的干扰。
当然"天"也不是西方的上帝。西方所讲的上帝太实在了，是完全绝对普遍的存在且超出于被造物之上。儒家在这方面则与之不同，基督教是不能包容的，不管你怎么去做比较"天"与上帝还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在轴心文明的时代，除了一般所谓的超越和突破以外，还存在有一种反思(因为超越和突破可能太局限了，只是讲上帝或者上帝的出现)，一种自我反思，或者说反思的反思。在孔子那个时代，儒家的特性就是对何为人的问题做了一个深层的反思。这个反思是在人的世界之中进行的，而不是以超越而外在的上帝为前提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理念，我就顺着这套理念面对21世纪，它有它的特殊性，它的特殊性也可能是它的优越性。五四的那一代人有很深的情结，就是启蒙心态:一个伟大的民族若不能发展出科学，他的存在就有问题，现代性就有问题，要成为现代人所接受的一套理念就有问题。但是大家想想，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基督教开出民主科学，现在世界上大概有10亿人是天主徒，而梵蒂冈最不民主，在很多地方也最不科学，这样一个系统却没有开出民主开出科学的压力。那么在中国思想界，在当时牟先生那一代，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愿，一定要在这个环境开出民主科学，不开出的话你的价值本身就有问题。讲良知通过坎陷的方式开出知性，从道德理念开出知性。我的观点则是，我们不要把良知或者德行之知只看成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道德意识;良知的范围太宽了，有宇宙论、本体论的观念。王阳明《大学问》所体现的精神，一方面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另一方面，有一个"推"的过程，推的过程表示我们都是人文世界当中的一部分，同时要有分疏，不能如墨家的"兼爱"，对路人的父母亲和对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儒家认为兼爱是不现实的，要一步一步慢慢地"推"。有些人喜欢飞跃，特别爱他的狗和猫，对自己最亲近的人却不闻不问，这是怎样一种人?所以对整个社会文明教育来春'推"更有正面的意义。
如果说良知经过坎陷才能开出新的科学理念，而靠良知扩大展开出新知识是有问题的，那么在表达这个观点时己经有了一个先在的判断或者前理解:良知是老的，怎么开出新的。我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以前的诸先生讲的内圣就是老的内圣，要从老的内圣开出科学理性。但到底什么是科学理性，这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理性本身就是复杂的。早期人们认为物理主义的理性就是科学理性，把所有的都归为物理才是实在的。但现在接受物理理性的人越来越少了。良知通过坎陷而导致知性主体出现，是代表一个不能被良知、道德理性所限制住的、一种新的认识论上面的新的价值和方式。但是如果走良知扩展的路子，也就是承认我们的良知不仅有道德理性，还有人文学、社会学的认知，也有体证的认知，也有科学理论的认知，那么这便是20世纪对知的新理解。从这个方面来讲，所谓扩大的意思不是量的扩大，而是对它做更深层的理解，对他所碰到的困难进行更深层的反思。
中国传统非常强调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因素，可是在政治学的层面，心性之学还体现出一个基本理念，那就是强调有权有势的精英所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这样的责任里面可能发展出一套和实际的人权有关系的论说，但是又不是现有人权论说的一部分。有的学者还说，我们讨论"天命之谓性"讨论得很多，这个和人人平等的观念有何联系，这些都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另外，我刚才说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责任问题，它跟"礼"有什么关系，我们说政治的"礼化"，在现代其现实意义是什么?有人把，匕"作为传统东亚社会起调控性作用的一个基本机制，因为作为一个调控系统，甚至有学者认为它跟西方的宪法主义是完全配合的，也就是中国传统的"礼"和"法"，礼的范围远远要超出我们一般理解的礼仪，现在的文化习俗很大一部分在中国过去是属于礼的范围。
如果人既是感情的动物，又是社会的动物、历史的动物、追求意义的动物，那么这个历时性怎样表现出来?我们一般谈得最多的与历时性切实相关的就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的问题不要单从现实来看，它还有价值传承的意义，一代一代地传承和发展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特别是母亲的身教又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这也可以成为我们与女性主义对话的课题。
另外，我们谈到追求意义的问题，人是追求意义的动物，它追求的意义和"天"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像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王阳明所提出的"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这一类观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是创造财富不可或缺的机制;但是当市场经济变成市场社会，每一个领域，包括宗教也完全被市场化、商业化、物质化了。很多很多宗教，特别是本土的宗教，它的精神性受到很大的减杀。许多宗教的团体，不是一般的宗教信仰集团，而成为一个牟利的集团，有很多跟宗教没有关系的考虑。如现在的基督教，也是既保持着纯净性的一部分，同时还有现实的、功利的一面，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之下，因为经济、政治的各种原因，我觉得儒学尚不要说建构，而是要考虑文化认同的问题。现在国内各种不同的思潮之间，形成重叠的共识力量不是很大，各种不同的思潮有各种不同的方向。从我1980年代回大陆到现在，我感觉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广义的传统文化，特别要包括民间文化)在经历复兴和重新起步，是没有什么可争议的。我自己感觉到，中国文化在近代以来受到极大的摧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每10年有很大的变化，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每5年有很大的变化，这些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文化有病，需要治理。治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治疗，另一种是调养元气。后者当然更重要。元气足够的话，即使病了，恢复的可能性很大;元气不够，即使不病，还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病以后就会不可收拾。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文化的复兴是一种为中国文化建构最低的底蕴，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但这工作是非常艰巨的，可以从读经开始。让年轻人重新了解经书，重新了解自己的文化，让大学生至少不再排斥中国的古典。希望以前在精英大学理直气壮念英文、考托福，完全看不起读古典的风气能够反过来。在五四时代真正反传统非常激烈的人很少，所以反传统的风气很短时间内扭转过来了;现在有没有很短扭转风气的可能性，我认为也许不很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对儒学的复兴，要从几个范围分别来看: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学术，一个是企业，一个是媒体，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各种不同的专业。另外，横向的沟通也是非常必要的。我基本的理解是，不管你的思想是"左"、中、右，重新开发传统资源己经形成共识。有极少数的人，认为中医是伪科学，抱有强烈的、非常狭隘的甚至过时的科学主义。但是它的说服力非常小，可以靠各种不同的其他力量来使它维持。在重新发掘传统资源使文化底蕴从薄到厚，这个过渡是非常不容易的。心学能够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地拨乱反正，而是要回到民族文化中间，不是说像晚明时期，很多王学的传人有很大的影响力，成为一个社会运动，心学突然一下子大发展，这完全不是我想象的。
心学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作?心学的儒家精神性最强，现在这个精神性的恢复，要有一种聚焦。因为心学处理了很多问题，包括功利的问题、物质的问题、志向的问题、终极关怀的问题、人最高理想的问题等人文精神中最能够突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处理了，而且中间的资源是很深厚的。我记得以前傅斯年做台湾大学的校长，选择《孟子》作大一国文教材，他说没有念过《孟子》的，不配做台大人。可惜他去世很早，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现代人对于传统，还有很多疑虑或是反感以及由反感造成的抗拒，因为抗拒而完全的忽视。幸好对传统文化的复兴的这些负面因素逐渐在减少，以前我说一阳来复，现在可能是否极泰来的过程。
我们现在常常用软实力说中国的模式，这些我觉得可能讲得太快，自信心太强，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兴起，受到最大的阻力或者是曲折、异化，就是成为一种比较狭隘、有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我觉得真正的能够在将来发展所谓软实力，就是我们的价值为其他人所接受，而且是心悦诚服地接受。现在我们心悦诚服地接受是民主、人权、科学、法制、个人的尊严，表示西方的软实力特别壮大，己经成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什么时候仁义礼智信也能够这样?我认为仁义礼智信没有一点不是普世价值，但是它是扎根在儒家传统的普世价值中，或与扎根在西方文化中的普世价值可以对话。美国希望能够学习和能够参照的，和中国需要学习和参照的，现在重叠的共识越来越多了。普世价值的对话虽然现在没有，但远远要比贸易、军事、人民币升值、空气污染这种类型的博弈和对话重要得多。因为现在世界对中国最大的怀疑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影响力，而是对中国的文化有所疑惑，不知道这一批人的素质是什么，他心里面真正想的是什么，是想要为发财而发财，或者是有更高的理想，更宽的视野。我相信心学与建立核心价值，与这种类型的文明对话，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三、多元宗教与对话精神
现在我想谈一谈面对21世纪人进行自我反思时不得不面对的几个大问题。第一，何为人的问题;第二，我们如何能够知、行的问题;第三，我们能够希望什么?21世纪，我们需要有一种全面而且具有整合力量的人文精神的出现，而各个不同的传统，都应该对人文精神的体现作出积极的回响。我认为，一种具有整合力量的人文精神是开放的、多元的，且自我反思能力比较强，绝对不是现在哪种文化传统一枝独秀就可以统合其他文化传统。经过我最近这几年和世界各种不同人的对话，我发现了这样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对话，特别是文明的对话，要经过几个基本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要对他者能够容忍，双方要互相承认、熟悉对方的存在;然后大家互相尊重，有了尊重才有可能互相参照;有了参照才能够互相学习。如果说，中美将来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我相信对话是必要的，而且对话必须要经过这几个方面。现在中美的对话，如在军事、贸易、人民币升值问题，还有生态环保等问题上，主要从博弈的角度来处理两个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这是远远不够的。
21世纪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应该是什么样的类型?我的对话经验使我感觉到，在轴心文明开始发展的时候，有些人认为是最大缺陷的东西，现在却可能会成为各种不同文明对话的最珍贵的资源。当时所谓的缺陷，就是在轴心文明发展之时，一个超越和外在的最高价值的出现，就是关于梵天、上帝的出现，后来发展出关于阿拉尔的出现，这是中西文明的特性，有些学者称为"超越的突破"。没有"超越的突破"，表示轴心文明的工作还没有发展具足。七大轴心文明中的儒家文明，其超越和突破最不明显，所以很多人提出儒家是否应成为轴心文明当中七大文明之一，值得怀疑。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儒家目前的局限性更突出:儒家的宗教性不强，它和现实政治有妥协，没有办法发展它的宗教信仰，没有出现上帝的观念，因此在人人平等、法治以及在民主政治、人类的权力各方面，能不能建构，人的尊严能不能够建构，这些和儒家没有真正的超越有关联，我们一直考虑的儒家跟中国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都和这个相关联。
可是儒家和其他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开始我对这个现象很好奇，但是并没有觉得它有深刻的意义;现在我越来越觉得它很重要，有很深刻的哲学内涵，对儒家的特殊J险有一种参照意义。现代与儒家对话最多的是基督教，大家都非常熟悉，出现了波士顿儒家，有一批基督徒认同儒家价值，因此他说自己是儒家。后来就是与伊斯兰的对话。中国文明非常深厚，我们最近才了解到17世纪、18世纪的时候，出了几个很伟大的伊斯兰神学家、哲学家，如马柱、刘智等，他们说自己是回儒，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儒家。佛教从太虚开始也关注社会，太虚讲人生佛教，不讲死的问题;印顺提出人间佛教;到了证言、星云、圣严则提出人间净土的思想。泰国、印度等地的佛教徒很多直接参与社会。最近我有个博士研究生还专门研究儒家和犹太教的对话，其中有一位学生的论文就是俄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儒家式的以色列人》。
这些现象的出现，我觉得儒家很重要"我可以成为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基督徒"，马塞尔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这种例子很多。现在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家式"的和"非儒家式"的分别在哪里?所谓"儒家式"的，一般认为大概有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关切政治，二是参与社会，另外一个特性是注重文化。基督教则有所不同，基督徒最重视的是个人与上帝之间的灵修关系，对前面提到的儒家的三个关注点完全可以没有兴趣，基督徒认为个人可以只在修道院进行灵修，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也都有这样的看法，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儒家式"的这样一个观点，其价值和意义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比较大胆的一个说法，我们将它理解成是一个跨文化、超时代、以各种学科继续不断发展的一个精神文明。与世界三大宗教即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相比，儒家没有创始者，就是从"我"开始，传承就出来了。我们不能想象没有释迎牟尼的佛教。但是我们不但可以，且必须要接受，在孔子之前，很长时期甚至上千年，也有儒家所向往的圣王。孔子不是儒家的创始者，而且也不是儒家最大的体现，他没有得位行志。虽然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我们毫无疑问地接受孔子是人格的最高体现，他的不得志，是时代对不起他，不是他对不起时代。
儒家没有教条，并非只有一个定义;任何人物、观点、制度都可以质疑，都可以挑战。你再质疑、挑战、否定，并不表示这个儒家论说就被解构了，也不表示你不属于儒家传统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在21世纪，所有重要的精神文明，特别是所谓三大文明，都经过了一个彻底的转向，这个彻底的转向有些神学家并没有理解到。这个彻底的转向就是，它独特的、自己的宗教语言己经不够了。如果仅仅有专属自己的语言，就不能够和其他的宗教语言进行简简单单的互相沟通，所以必须要对话。对话是非常艰难的，往往对话会造成非常大的冲突，基督教的语言，不管是玛利亚、复活，还是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每一个观点都有人在讨论，这些是所有基督教的基本理论、基本教条。
佛教讲空，讲涅桑，讲轮回，讲法，还有伊斯兰的理论，所有的这些宗教传统面对现实一大考验-人的存活问题，人如何和自然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不能把自然当做他者、当做可以消遣的甚至完全不顾自然的神圣性，凭强烈的科学主义去宰制自然。科学主义一度很盛行，与之相联系的便是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自然的不可消解性、神圣性是人存活的必要条件的观点，被大范围地接受了。举个例子，现在的基督教信仰者不会说我们只等待未来的上帝、未来的天堂，现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撒旦的世界而去污染。一个佛教徒也不能说我们的目标是在彼岸，现在这个世界根本就是红尘，不需要照顾它。每一个在轴心文明里有超越的大突破，都有一个新的认识。各个文明除了保有自己特殊的语言之外，还发明了一种全球意义的语言，这就是全球公用的语言、世界公民的语言。我们可以用很多证据来表明我们进入了第二个轴心时代。雅斯贝尔斯在1948年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说影响世界最重要的改革人物是苏格拉底、释迎牟尼等。但那时没有提出"第二个轴心时代"问题;现在是2010年，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简单地把这几个重要的代表轴心文明的人物拿出来，将之作为未来能够代表人存活的基本的典范人物。
多元的宗教之间不仅没有冲突，而且可以互相渗透、互相参照。作为一个佛教徒，同时他也可以了解儒学，也可以认同道家，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在整个儒家的文明圈都有这个现象，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儒佛道是一根而发的三大宗教。印度也一样，她的多元性、精神性非常厚实，各种不同的宗教都可以宽容，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再加上这几个教派中间的各种不同的分歧。但是与儒家文化圈和印度文明地区不同，比如基督教，基督教的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矛盾冲突长时间就没法解决。现在我们需要在这些宗教传统之外，有一个世界公民的语言，这个世界公民的语言不能够意识形态化，如果意识形态化了，它的普遍性、公众性，被中国以外各种不同的文明接受的程度就会低。
我觉得平等互惠的对话最好。对话的目的，不是希望改变对方的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的对话常常出现这个问题，基督徒希望伊斯兰教都变成基督徒。应该在平等的氛围中间对话，彼此平等互惠，开始要互相了解，对话不是为了改变对方的信仰，假如认为对方的信仰是处于比较低阶段的，人类文明从迷信的宗教经过形而上的哲学，己经进入科学理性了，要把对方迷信的不科学的东西，变成科学，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要改变对方。这个对话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排距性。第二，对话不是为了说教，说教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论，我们强势的意识形态被误解和曲解了，说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跟他们说明，他们了解了，就会改变，你既不是为了改变对方，开始对话的基本原因不是为了改变他，不是为了宣扬我们自己的观点，也不是为了改正人家对我们的误解，对话为了什么?
第一，对话是要培养倾听的能力，我们要听，有一些宗教我们不了解，认为它完全是迷信的，但是要听它的声音，听是一种深度的听，不是泛泛的听。
第二，对话能拓展我们的知识视野，越是跟我们本质不相同的东西越有与我们对话的可能，我们视野会越来越扩大，其实也使得主流的意识形态变得更加丰富。要增强我们自己对本身信仰传统的批判能力，有些信仰可能过时了，有很多效用没有我们想象的大，有很多也许我们纯粹误解了，都要加以反思。当然，受现实种种条件的制约，要进行这种类型的对话特别难。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假如通过这样的对话，再塑造我们民族的文化认同，它的内容比较丰富;不仅它的内容比较丰富，而且它的开放性就能够保持，这当然完全是我自己一些偏颇的看法。
虽然如此，面对现在人类的存活问题，包括地球问题、社会持续发展问题、核战问题，甚至金融风暴，所有这些大的问题，人类以前没有碰到过，我们今天碰到了，我们的感受和其他人都是同等深刻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要用自己反思的能力，能够回顾自己传统的资源我们对这些问题就有发言权。但是，也有很多的盲点，有很多的空隙，假如说我们把我们的资源，当做解决现在人类所碰到的问题良方，能够像医生一样来看病，那是最大的傲慢，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这些资源，还处在开发的过程中，而这个开发的过程，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少，这中间的讨论辩论己经众说纷纭，很难达成共识，但是非做不可，这是磨炼的过程，通过碰撞磨炼，面对人类的大问题，面对西方哲学所能提供的最丰富的资源，我们可以进行对话。我们对话的目的，是互相了解，互相参照，互相学习。所以我希望中美，或者是中西，最重要的对话，就是文明之间的核心价值的对话，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现在很多人在做这个东西，比如说"天命之谓性"和天赋人权的关系是什么，义务的问题，自由的问题，人权的问题，个人尊严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法制的问题，等等。我觉得从西方所发展出来的价值，己经是普遍价值。中国、儒家也有自己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像人与人之间的诚信等，对美国社会也有很大的参考意义，我们有义务和责任把这些观点和他们一起分享。
责任编辑:张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