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平坂谦二
Abstract：This article introduces briefly the circumstances of Japanese academies in the 13th Century．Japan was not able to transplant Chinese academy institution like Korea．There was no prevalent term of“Shuyan(academy)”in educational circles of Japan．It was not a main stream to absorb traits of ancient Chinese academies．
一、引 论
用“被称作书院的日本学校”这个题目，作者是想说什么呢?读者一定发出这种疑问吧!因为一般人认为，“日本书院”这个概念是没有的。
在中国，书院有悠久的历史，“书院”这个词的含义是确定的。是“旧时地方上设立的供人读书、讲学的处所，有专人主持。从唐代开始，历代都有。”
然而，在日本，“书院”原来是建筑用语，没有“读书、讲学的处所”的意义。[1]在江户时代，朱子学、阳明学被引进日本时，学者们开始接触“书院”这个词。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时代末(1640年左右)，有人把私塾之称作“某某书院”。因此，提到书院，现在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以为是装壁龛的房间，而不会认为是学校。
我在读中学的5年间，每天齐颂《白鹿洞书院揭示》，而没有谁给我们讲解书院这个词，也不会有什么疑问。69岁的时候，不用上班工作了，开始研究《白鹿洞书院揭示》和白鹿洞书院史，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国的书院是学校。基于这种状况，这篇论文的题目必须采取使日本人容易判别的形式，考察由于模仿中国书院而“被称作书院的日本学校”。
我目前正在由研究白鹿洞书院史走向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史。白鹿洞书院我去过三次，还访问过岳麓书院、鹅湖书院、武夷精舍、兴贤书院。研究中国书院史的各位先生们多次问我，“日本从中国引进了理学，是不是也引进了与理学同步发展的书院制度呢?”
1995年秋，我访问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书院史权威学者李国钧教授，李先生也问我：“有没有关于日本书院方面的资料?”这促使我产生一个念头，再次调查一下，中国书院制度是怎么传到日本的，日本又是怎么接受的。就我来说，以前并不是完全不关心这个问题。1992年，调查书院制度向日本的传播时，发现了闲谷学校学田的详细记录。闲谷学校是冈山藩过去庶民教育的乡学，它通过设置学田来运营，方式比白鹿洞学田还完善。它吸引我写了一篇《某种学田的考察》。紧接着，我又考察了书院制度在朝鲜的传播，了解到，朝鲜建了众多书院，并受到政府的控制废止。[2]在此基础上，我得出结论，中国的书院制度被朝鲜完全引进，而日本不过是模仿其部分特征而已。我把这些想法归结起来，写成了《书院制度没有传来》。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感到有必要把李国钧先生的问题作为新鲜的问题来对待，重新考察中国书院制度传到日本的状况。作为第一步，便有了本篇。
在日本，以“某某书院”命名的，或者被人称为“某某书院”的学校，[3]我尽力搜求，弄清了有13所。当然，不能保证没有遗漏。我们将就这以下13所学校来进行考察。
1．鹤山书院 8．时习书院
2．弘滨书院 9．崇德书院
3．藤树书院 10．成章书院
4．怀德书院 11．温故书院
5．止善书院 12．博文书院
6．育英书院 13．尚德书院
7．弘道书院
二、考察书院
首先，要叙述一下与中国书院有关的鹤山书院。
佐贺藩多久邑(今佐贺县多久市)第四代邑主多久茂文于元禄十二年(1699)创建了一所学问所，鹤山书院是它的另一个名称。(佐贺藩，1000石以上的高级官员叫大配分，分给他们所辖的地方叫邑，多久邑属于8500石的领地)
学问所为什么又叫鹤山书院，很难理解，需要作些说明。
第四代邑主认为，要把自己的辖区建设成为足以安身立命的邑地，推行儒家政治之外别无他法。他起意建一所学问所和一座祭祀孔子的圣堂。元禄五年(1692)，他将这个计划交部下实施。元禄十二年(1699)在东原地内多久邑教授河浪自安的公馆里面建成了学问所。其后，享保三年(1718)，又在那附近新建了独立的学问所，配置了完整的设施。天保四年(1832)和弘化二年(1872)，学问所两度毁于火灾，又两次重建。在明治五年(1872)实施明治学制以前，学问所一直进行着充实的庶民教育。
这所学问所从形态来讲，属于领主创设的乡学。据说，从幕府时代末到明治初，这类学校有500余所。其中，冈山藩的闲谷学校在规模、教育内容、存在期等方面都是引人注目的，鹤山书院在那些方面仅次于闲谷学校。然而，日本教育史书籍对鹤山书院的介绍，只是说“在佐贺藩有多久学校”，或者“佐贺藩的家老多久茂文在肥前国小城郡建了乡学鹤山书院”。不太清楚教育家们这样轻视是什么理由。多久学校同鹤山书院究竟是不同的学校还是同一所学校，教育史书里甚至连这一点也没有判别清楚。也许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这所学问所170多年间曾经有过种种的叫法。我们按公历把这所学问所名称的变化列表如下：
学问所(1699— )
学寮(1700— )
鹤山书院(1701—1872)
东原精舍(1708— )
东原庠舍(1847—1872)
鹤山书院的称呼最早见于元禄十四年(1701)由佐贺藩儒家学者武富咸亮的儿子英亮所撰《鹤山书院迁座记》里边提到：“于鹤山佳境新营书院”、“于鹤山书院之上，亦营一堂字”。鹤山是所在地的山名。之后，宝永五年(1708)，武富咸亮撰记，有“仲秋仲丁，奉祝肥州小城郡多久邑东原精舍之释菜”之语。打这以后，多久邑主多久家的《御屋形日记》把学问所记作“东原精舍”。弘化四年(1847)开始，《御屋形日记》又把学问所记作“东原庠舍”，并一直持续到明治二年(1869)。这里用了精舍一词，在中国，精舍与书院是同义语。朱子创建的书院也曾起名为精舍，如武夷精舍、寒泉精舍、竹林精舍。在日本，精舍先有表示佛教修行所的意思，读作“Shiohjiya”。《平家物语》中有“祗园精舍的钟声，有诸行无常之响”的句子，精舍一词的意思就指的是寺院。这个词用于书院，读作“Seisha”。把东原精舍改作东原庠舍，估计因为人们常把“精舍”二字的读音读成了“Shohjiya”。
有人以为是教授深江顺房误书，把“精”写成了“庠”，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深江顺房编写了庞大的《丹邱邑志》，其中记有“东原庠舍，一名鹤山书院，在东原”。现在多久市乡土资料馆收藏有东原庠舍的教材，书上盖有鹤山书院的藏书印。从这点来看，鹤山书院不是武富英亮随便使用的称呼，而是正式的称呼。
宝永五年(1708)，东原精舍附近祭祀孔子的圣堂落成了，安放了向京都儒学者中村惕斋订制的孔子圣像，邑主多久茂文亲自充当祭官，举行了释菜礼。当时释菜礼的方式一直流传至今，每年春秋都举行。
置身圣堂，参加中国书院的祀孔典礼，看着挂在楹间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仰视这名为鹤山书院、东原精舍的房顶，我们会觉得像看到了白鹿洞书院的影子。
当初书院建在河浪自安的公馆内时，规模无疑和一般的私塾差不多。而独立新建的精舍，有学生宿舍，达到了相当规模了。弘化二年(1845)火灾后，复建的规模更大。
在学校设施齐备的同时。机构也完善起来。在文武各方头人之下，有教授一人，助教一人，教谕兼学监一人，指南员二至三人，稽古指南员八至九人。另外还设置了教导、宿舍监理若干，总数20多名。书院也制定了完备的各种规定，并用壁书的形式(把规条等贴在墙上)，宣示当时的教育目标和基本管理精神。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敬斋箴》都悬挂在讲堂。书院还规定了学制，共有七项。最后一项是：“农家商家的子弟有志者听任申请入师范学习。”关于教则的规定，昭示了具体的教学科目，比较重要，照引如下：
教 则
一、大学、孟子、中庸、诗经、易经、古文、右素读次第
一、小学、论语、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
右讲义书次第一、蒙求、十八史略史、史记、汉书、国语、战国策、左传、国史略、日本外交史、日本政记、大日本史纲鉴、纲目资治通鉴
右选读书，各人任意
一、素读由指南员及稽古指南员授之
一、讲义由教授及助教授教谕司之
一、课业时间按登录规则书上第七条，上午十时至中午十二时是习字课。下午二时至六时是休课时间，除幼少外，学习武艺。
一、学习贵坚持，如果日久懈怠，无理中途退学，非常可惜。所以入学时必须充分觉悟，以忠孝为本，成就自己的德行才艺。
特此通告
另外，还有《东原精舍规则》，规定了学生守则。又有《学科学规考试法及诸则》、《内外生规约》等等。各种规定齐备，老师能尽心地教育，学生能尽心学习、专心武艺。
在多久邑，家臣的子弟从8岁到25岁为学龄，有就学的义务。没有修满学业的人不能继承身份。没有毕业的规定，实际上七、八岁入学，到十五、六岁在学。学生数有多有少，据明治初年的记录，寄宿生150人(其中校费生20人，自费生130人)，走读生120人。文化九年(1812)，考虑到走读生的方便，设立了分校。上田町的分校8人、笹原分校90人、志久分校60人。
就这样，多久茂文实现了理想。经过长达170年的邑民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人说：“多久的鸟也会说《论语》”，“多久的百姓置锹论道”。其中不可忽视的，就是为了保持东原精舍的经费充足，多久邑主不是支出每年所需经费，而是给予土地，使它作为财源，让学校自主经营。
中国书院几乎毫无例外地保有学田，以此为财源，从而得以长期存在。就书院之首的白鹿洞书院而言，始终保有大量的学田。容易找得到的数字记录，是清顺治四年(1647)的，学田约3000亩，年收入银子360两，足以维持书院经营。负担从职员的薪水到生徒的伙食费、文具费、褒赏费、贫困生徒的资助等。这些明细的记录都传下来了。
这种学田制是中国书院的重要特征，冈山藩的池田光政藩主采取这种形式，把和气郡木谷村全村463．6亩田、116．3亩地、4022．4亩山林作为学田，给了乡学闲谷学校。而东原精舍则以圣堂领有的形式获得土地，实质就是学田，只是没有像池田光政那样称为学田而已。正德五年(1715)，第六代多久邑主茂明把花祭村的80石永久捐赠给鹤山书院。宽政八年(1796)，第九代邑主茂邻永久捐赠了15石。嘉永年间，第十一代邑主茂族永久捐赠了30石。除此以外，还捐送给圣堂庙山、阜隶五户。
以上，不过是概要记录了鹤山书院的情况。在江户时代，在使用书院称呼的学校中，它还是吸取中国书院特征最多的吧。
创建这所鹤山书院的多久茂文，熊丸法师曾给他起小名为出云，后又改名为伊豆、伊豫、号静斋。他是佐贺藩主锅岛光茂(1632—1700)的第三个儿子。宽文九年(1669)十一月二十六日出生，为侍女所生。一岁的时候，说是给多久家第三代邑主多久茂矩当养子，十二岁时从佐贺迁到了多久邑。
多久茂文幼年从师佐贺藩儒学者实松元琳(1639—1726)，人们认为，在人格、学问上把多久茂文培养成名邑主的就是这个人。实松元琳问学于武富咸亮，后来与京都的儒学者中村惕斋、久留米的藤井懒斋和米川操轩交游，同伊藤仁斋过往甚密。
多久茂文一成为邑主，就考虑到，邑民从先祖开始累积起来的对锅岛家的反感以及自己作为锅岛家一员邑民会有什么情绪。他认为，造就安身立命的多久邑，以儒术施治之外别无他法。元禄五年(1692)，多久茂文任用河浪自安为教授，令其开设学问所，又令多久孙三郎建圣堂祀孔子。
学问所于元禄十二年(1699)开学，圣堂于宝永五年(1718)落成，多久茂文亲自主持了释菜礼。他又决定在圣堂附近新修真正独立的学问所校舍，工程未竣工，才四十三岁的多久茂文于正德元年(1721)八月二十九日与世长辞。
说到多久茂文和鹤山书院，不能忘记的是河浪自安。他既是为第三代邑主多久茂矩服务的侍医，又是儒学者。元禄五年(1692)，他被多久茂文任命为教授，要他回到多久邑建设学问所。他在学问所的建设和邑民教育方面尽心尽力，度过了自己的余生，的确是把多久茂文的意愿和期待付诸实现的功臣。
弘滨书院于弘化三年(1846)建于仲多度郡多度津堀江的弘滨海岸附近，这座学塾的缔造者，是四国多度津藩38岁的林良斋。
林良斋当时已经归隐，移居于此继续研究阳明学，并以学问教授附近子弟。这所学塾的命名是林良斋自己。他仿效中国书院，以地名为称，所以叫作弘滨书院。
书院一落成，门人安积某以附近的风景为背景画了一幅书院图，为了给这幅图配文，又请但马的阳明学者池田草庵写了《弘滨书院记》。这件事情会使人们想起朱子淳熙七年(1180)兴复白鹿洞书院时，请与朱子、张拭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作《白鹿洞书院记》的故事。吕祖谦的《白鹿洞书院记》碑刻至今还在白鹿洞书院保存。感谢池田草庵，把书院图挂在墙上，日夜酝酿构思，一个月后拿出了记文，以付林良斋之托。
没有多久，池田草庵以《弘滨书院图》和《弘滨书院记》示来访的京都阳明学者春日潜庵，春日潜庵有感而作《题弘滨书院图记》，并托池田草庵赠给林良斋。
据这些记文可以知道，从书院南眺，远远能看见如狮子蹲踞之形的山林，其右之山如大象寝卧，又有似笔砚之山，风景令人心旷神怡。由西望北瞩目，别有一番景象。苍茫大海中浮现着高见岛，紧接着是星星点点的盐饱诸岛。绿岛之间，白帆若隐若现。可以想象得出来，独具风光的书院是怎样的风姿。从中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中国古代的书院为什么喜欢建在远离都市、风光秀丽的所谓闲旷之地。
今天，书院所在地早就被开发了，已无从搜寻它的遗迹，就连书院图也无法见得，我们只能从林良斋给池田草庵的信中了解书院的规模。林良斋非常客气地写道：“营一草院”，“广仅三十余肘”，“殆似蜗牛之房耳”。由此看来好像是麦秸葺顶矮草屋，前面一室以为讲文所，里边用于居住和作书斋。我看过吉田松阴的松下村塾备中的兴让馆讲堂，读林良斋的信，眼前就会浮现出和它们相似的书院的样子来。
每天来在这里学习的生徒包括青年有六、七人。其科目、讲学状况不得而知。
林良斋于嘉永二年(1849)五月四日在这所书院逝世，享年42岁，因而，弘滨书院也只短短的四年就结束了它的生命。
这里再介绍一下林良斋。
林良斋(1808～1849)，小时叫牛松，后叫直记，又叫时壮、久中，号良斋，自称明轩。生于丸龟，是多度津藩家老林求马时重的三儿子。10岁时继承为户主，15岁首次出仕，当过家老政事见习、政事方，后来成为家老，在多度津新阵屋的建设上做出过贡献，帮助过村川幸右卫门的私塾，把它改成藩校，起名为自明馆。
天保二年(1831)，由于健康的原因，林良斋辞去了职务。天保五年(1834)，27岁的林良斋开始过隐居生活，每天静养，进行阳明学的思索。
他少年时代曾就学于丸龟藩藩校正明馆，文政八年(1825)，根据藩府命令出府时，在长野丰山学儒学。
隐居后，天保五年(1835)，访阳明学者大盐中斋，乞请指教。第二年，又一次在大盐中斋的洗心洞呆了四十天。
弘化二年(1845)，阳明学者池田草庵来访，结为知己，保持交流，以后，因请池田草庵作书院记，又和春日潜庵、安艺的吉村秋阳开始了文字往来。
这样，弘滨书院就成了四国地区的阳明学据点。
林良斋嘉永二年仙去，墓在多度津町的胜林寺。
藤树书院在近江国大沟藩高岛郡小川村，建于庆安元年(1648)春，是中江顾轩居住、讲学的学塾。
这个说法是依据我目前正在考察的其他书院的例子，采取了历史比较叙述方式，以便于读者理解。
如果按现代的说法来写，则应当写作：藤树书院在近江的大沟藩高岛郡小川村，建于庆安元年春，是近江圣人中江藤树的学塾，藤树居住在这里讲学。
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叫中江藤树，藤树既不是本人的名字，也不是号。有的学者说，藤树是尊称，也有的说是谥号。更不可思议的是，藤树书院不是本人命名的学塾名称。这里且按通常习惯叫做藤树书院。
中江藤树被称作近江圣人，以日本阳明学的始祖而闻名。关于他的生平、学问、记述、言行等，众多学者们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无庸赘述。但是，我正在探求在日本称作书院的学校同中国书院的关系，还是想借用各位前辈研究成果中与中国书院有关的部分。
藤树庆长十三年(1606)生于小川村，但是大沟藩士族归农的中江吉次的儿子。元和二年(1616)成为服务于加藤氏的祖父中江吉长的继承人，即吉长养子伯耆的米子。随着加藤氏封地移到伊豫大洲，他也迁到了大洲。元和八年(1622)，祖父死了，他继承了百石的禄位。宝永十一年(1634)，藤树27岁，为了奉养留在近江的母亲，提出致仕，不准，便脱藩回了近江。这种脱藩是后来允许的。
藤树十一岁读《大学》后，独自钻研朱子学，反复思索。宽永十六月(1639)，31岁的藤树在住所建长屋，称为“会所”，作为讲学和会讲的场所。这是藤树最初建设的学塾。这时没有谁称之为藤树书院。它的规模和讲学的状况已经不清楚，好像是小规模的。藤树在会所悬挂了《藤树规》，全文如下：
藤 树 规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朱子曰：“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学者学此而已。”愚按：三纲领之宗旨壹是，皆以五教为定本，而其所以学之术。存养以持敬为主，进修以致知力行而日新，其别如左：畏天命，尊特性。右持敬之要。进修之本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进修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致知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原窃惟今之人为学者，惟记诵词章而已。是以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语文字之间。愚尝忧之也深，故推本圣人立教之宗旨，而参以白鹿洞规，条例如右而揭之楣间。庶几与一二同志，固守力行之也。
宽永己卯四月二十一日
这个学规模仿了中国书院的条规，据其自跋，是模仿了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引用《大学》则是他自己的独创。这个时代，藤树正热衷于宣传朱子学，藤树自己起名为《藤树规》，不是要冠以自己的名字，而是取青藤老树的会所里的规定的意思。这儿使用的“藤树”一语后来就用于“藤树书院”。
藤树最初读王阳明的高足弟子王龙溪(1498～1583)编的《语录》，是在制订《藤树规》的第二年，这时开始倾心于阳明学，得到《王阳明全集》是在藤树三十七岁的时候。
会所到庆安元年(1648)用了九年，这期间，藤树的名声远播四方，门人弟子增加，会所显得狭窄，颇感不便的门人发起扩大新建会所，完全新建了。其事的经纬、资金的来源等资料见不到，据说买了足够地基。从传下来的工程完成平面图来看，需要相当大的资金。筑好的会所约60坪(198平方米)，六叠的三间，九叠的一间，十叠的一间，并有设神儒合并的祭坛的十五叠的大房间。(日本住宅的面积通常以坪计算，每坪二叠，一叠等于0．9×1．8米)
如前所述，会所狭窄，当时藤树的门人弟子据说有90人，其中有小川村的11人，邻村万木村的5人，即所谓的走读生。
多久邑的鹤山书院从作为学问所创立时候开始，就是让学生住宿进行教育的。藤树书院没有这种迹象，只是让远来的门人住在会所。所以门人们会觉得促迫。
由于有这么一个经历，藤树的高足们对新会所的落成从内心感到欣喜。令人想起王阳明建龙冈书院，讲“心与理合而为”、“求理于心”、“知行合一”。庭院中的藤树也就成了老师的代名词，这也是叫藤树书院的原因吧。这样说来，把会所叫作书院就是模仿中国书院的，恐怕是在日本把学塾称为书院的滥觞吧!
藤树书院讲学的方法如何呢?藤树初次兴建的学塾叫会所，有的学者说，新筑的则是讲会的书院。讲会与会讲，中国大多是混用，这里说的讲会，是会讲的意思。在中国书院，会讲是重要的活动，明代尤盛。会讲是学术集会，是学术讨论会。
照此说来，藤树把最初的学塾称作会所，大概是会讲场所的意思，意味着不但给生徒讲学，也举行集会、讨论会。有的学者说，藤树重视同弟子们的讨论，是所谓的学习集团。这确是藤树书院的情形。有个门人留下了《藤树先师学术旨趣大略》，其中写道：“重视会座，讲习讨论，切磋琢磨。勤以教悌，为辅仁之益；相助相长，励日新之功”。由此可知，藤树重视会讲。
正当藤树书院新建筑落成，藤树长年不愈的气喘病恶化，于当年八月二十五日在藤树书院辞世。
大洲藩出身的高足弟子中川谦叔等在老师去世后，打算与邻近有志者一道在藤树书院继续讨论讲论，但是，由于大沟藩主的命令回去了，藤树书院的活动完全停止了。
当时，阳明学为德川幕府所警惕，藤树一死，各地的门人很多受到藩主的压迫。在熊本藩，细川侯对阳明学下了禁止令。引人注目的是，中江藤树服务过的大洲藩在享保十七年(1732)接受藤树门人川田半大夫(1684—1760)，让他在止善书院传播藤树的学问。
中江与右卫门，名原，字惟命，称与右卫门，号嘿轩、顾轩。一般人称为藤树，有的说是尊称，也有的说是谥名。庆长十三年(1608)生于大沟藩高岛郡小川村，父亲是中江吉次，母亲为北川氏。
初学朱子学，后倾心阳明学，被称为日本阳明学的始祖，人们尊崇他为近江圣人。庆安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十岁的藤树卒于藤树书院。
延享四年(1747)九月六日，四国大洲藩(今爱媛县大洲市)大洲城门之南，创办了藩学问所，人们将其命名为止善书院明伦堂。特意这样命名，也是藤树书院的影响。宽政年间烧毁，宽政十二年(1800)新筑后单称明伦堂。
大洲藩原本是中江藤树服务的藩，第七代藩主远近守泰温，曾经招聘了江户的儒学者三轮执斋(1669—1744)，三轮执斋请辞，推荐了门人川田半大夫，被接纳。三轮执斋当时把在江户下谷的学塾明伦堂捐赠给大洲藩主，大洲藩拆掉了这座学塾，从瓦到石头都用吉田丸的大船运到了大洲，用它重建了止善书院明伦堂。当时大洲藩没有藩校，明伦堂具有了藩校的性质，初倡王学，后崇程朱之学。
怀德书院是汉学塾，建于享保九年(1724)八月，位于大阪尼崎町一丁目(今大阪市东区今桥四丁目)。学塾建成二年后的享保十一年，得到德川幕府的承认，给予了一部分地基。虽然幕府并不派遣教授加以控制、进行干涉，但必须称是官方承认的学问所。
一名怀德书院，证明了教授们以“我党的学问所”自负，这种情况未见他倒可见学塾之充实。人们认为，它是仅次于江户幕府昌平坂学问所的大学。它存在的145年，给予地方私塾以很大影响。
怀德堂历史可以追溯到1710年，由京都迁到大阪的儒学者三宅石庵(1665～1730)身旁聚集了少数好学的商人，他们建了多松堂，召开学习会。多松堂毁于享保九年(1724)三月的大火。三宅石庵在平野乡的含翠堂(塾)栖身。
大阪尼崎町好学的町人、在金融业取得成功的三星屋武卫门(中村睦峰)、道明寺屋吉左卫门(富永芳春)、舟桥屋四郎右卫门(长崎克之)、备前屋吉兵卫(吉田盈枝)、鸿池又四郎(山中宗吉)五位同志出资，买下了道明寺屋吉左卫门隐宅的地盘，由中井甃庵(1693～1758)筹划，建成了学塾。五位同志一次次到含翠堂拜访三宅石庵，详细地观察含翠堂，想建成与含翠堂相当的学塾，迎聘三宅石庵。
享保九年五月，学塾一落成，就请到了三宅石庵，大门悬挂了“怀德堂”的匾额，由此人们称其为怀德堂，“怀德”一语，中井甃庵取自《论语·里仁篇》的“君子怀德”，三宅石庵执笔亲书。
怀德堂由商人出资建设，并不是一时的，直到实施明治学制的145年间，商人们子孙相继，不断给怀德堂以经费资助。
这期间，怀德堂相继有过六个学主(也称作山长)，称呼也没有一定，叫过学问所、学校、大阪学校、今桥学校、怀德书院，怀德堂的名称用得最广。
第四代学主中井竹山喜欢用怀德书院的称呼，讲堂中高悬大书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怀德书院的名称也许是中井竹山当学主时首先使用的。
怀德堂是民间创办的汉学塾，创办两年后的享保十一年，得到德川吉宗的承认，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所。因为什么得到官方承认，没有定说。只是享保八年(1723)江户菅野彦兵卫投书德川吉宗，请求开设幕府官办的庶民教育学问所。对此，德川吉宗给了江户深川的土地，拨了三十两金，建设“会辅堂”。也受这事刺激，中井瓮庵决定申请官方承认。官方承认的庶民教育所除会辅堂和怀德堂外就没有了。
中井甃庵一次次到江户同幕府交涉，结果由怀德堂提出具体的申请，以幕府给予许可的形式，得到承认。新拨间口五间、深二十间的邻地，合并旧地共间口十一间、深二十间，这些地基作为永久领地，免除各种赋役。但是，幕府不予经费补助，不派遣教授统制，只是学主等干部作为幕府工作人员给予身份保证。宽政四年怀德堂毁于大火，宽政八年(1796)中井竹山再建，所需资金650两金中，德川幕府拨给了300两补贴。
怀德堂的规模，官方承认前建有讲堂，那是右塾。官方承认后在所得地上建门和左塾。不久又在东北隅建2间×6间(一间6尺、合今后1．8米)的长屋作为寄宿生宿舍，其后又在里边建2间半×3间的仓库。
怀德堂的机构有学主、监督人、掌管人、年行司。学主即山长、教授。后称学主，称教授。其下置助教授。监督人负责町奉行，忽会所、町会所的事务和校内的后勤事务，也进行讲义。掌管人由当初五同志担任，其中一个负责年行司，后废止。掌管人负责日讲谢礼金、年挂金、寄附金的收纳保管和支出。
最初的学主是三宅石庵，监督人是中井瓮庵，五井兰洲为助手。继三宅石庵之后，中井甃庵、三宅春楼(石庵子，1712～1782)，中井竹山，(甃庵子，1790～1804)、中井碛果、并川寒泉相继为学主。
学风标榜朱子学，也不特别排斥陆王。这是基于三宅石庵的学风，对以提高自身修养为目的的商人来讲，无论如何用不着排除陆王，这样更适合商人。
开始作为教学方针的各种规定，参考了昌平坂学问所和会辅堂规定。享保十一年(1726)十月挂在大门的壁牌上写着：
一、学问尽忠孝，鼓励敬业，解释以自得其趣为第一，所以不带书的人也能听。发生了不得已的事情，讲课中允许退出。
一、武家子弟坐上座，但讲课中途出席者不受限制。
一、首次出席的人要向中井忠藏(甃庵)提出申请，若忠藏不在，向掌管人助手提出。
日课规定书：
一、日讲之书，包括《四书》、《书经》、《诗经》、《春秋左传》、《近思录》等。
一、每月望，同志会合，老先生讲《象山集要》。每年正月十五日初会，同志燕集，老先生有初讲。(后因故每月的会改在十六日)。
一、休息日为朔日、八日、十五日、二十五日。
除此以外，还有讲谈课目、同志会合心得、少年指导、谢礼等规定。
关于谢礼，有人主张公家的教育不要免费，和商人的学塾一样。谢礼作为教授以及来讲学者的报酬，不充作经营经费。
讲堂有听讲、读书、写字的规定。
讲义有以程度高者为对象的，着重于个人指导。也有针对年少初学者的。这从某方面说相当于寺小屋的教育。医生、学者的子弟以读书第一，农工商人子弟以习字、算术为第一。另外，与商家相关的人以四书、小学为限。少年子弟中才智特优者，如果有适合当教师的，要同他的亲人谈话，决定让其继续学业与否。
生徒数不能正确判别，幕府末期寄宿生有二、三十人，走读生超过这个数。1770年，三浦梅园向怀德堂派遣了十多名生徒。
教学计划相当精细，根据生徒学习程度来确定。总的说，一个月按十天分为三周期，逢五逢十休息。两天中要进行一次上午的会读和个人指导，四天中要进行一次整天的会读和个人指导。二天中有一次学主的讲义。
怀德堂的各项规定和运作方法给附近的乡学(塾)以很好的影响，尼崎藩尼崎乡学的教授伊藤北窗就是中井竹山这一流派的，很多地方仿效怀德堂。
把怀德堂称为怀德书院，最初是中井竹山。竹山重视白鹿洞书院和《白鹿洞书院揭示》，显然以书院为称呼也是模仿中国的书院。从调查来看，中国清代咸丰三年(1853)在新泰建有同名的怀德书院。
在中国，书院通常由个人或民众出资兴建运营，也有的得到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的协助。他们或者通过购入田地作为经营的财源来捐赠。至于怀德堂建设运营，由大阪尼崎町商人出资，这点与中国书院很相似，但并没有仿效的迹象。
商人为了守住家业，寻求子弟教育的机会，自发兴建书院。和白鹿洞书院由于实行学制被废止一样，怀德书院也由于实施明治学制而被废止。直到废止之前，它一直得以存在。
秋田藩在宽政年间(1789～1800)设了八所书院：
育英书院 平贺郡横手下根岸町
弘道书院 仙北郡角馆胜东町
时习书院 雄胜郡汤泽内馆町
崇德书院 山本郡桧山町
成章书院 秋田郡十二所上町
温故书院 山本郡能代根町
博文书院 秋田郡大馆町
尚德书院 雄胜郡下院内村
这都是秋田藩创设的乡学(校)。另外文久元年(1861)在平鹿郡角建有角间川乡学，仙北郡刈和野村天保五年(1834)建有崇文馆乡学，都是为庶民教育的乡学。这两所学校是因为居民耽心本地没有乡学，建学校以向藩看齐。它们没用书院的名称。
秋田藩藩主佐竹义和从京都招聘了儒学者村濑栲亭(1744～1818)，从江户招聘了儒学者山本北山(1752～1812)，让他们建学。宽政元年(1789)九月，在久保田城下的东根小屋建藩校，取名明道馆，后改为明德馆。接着前后又建了这八所乡学。备以书院命名，将它们置于明德馆管辖之下。教授明德馆派遣，教授的俸禄照原由藩支出，其他职员的俸禄、学校的各种经费也由藩支出。以育英书院为例，教授的薪金是银150目、学校的经费约137石。幕府末期生徒数有劝学生70人、一般学生30人。学校规模在八校中算最大的，建筑物面积190坪(627平方米)。
这些学校是不拘名称的藩立学校，可以推测得到，建校之初以书院命名，建设者对中国书院定有相当的了解。
三、结 语
上面对日本江户时代称为书院，或以书院命名的学校进行了考察，加起来不过13所，就我而言，是尽了最大努力来搜寻。当然还不能说，不存在别的这一类学校。
对这十三所学校最大限度地作了实态考求。这当中，有的学校充分保存了资料，有的学校资料极缺乏。因而各学校记述的内容不一致，不能令人满意。相反，也许正能证明，日本没有像朝鲜那样吸收中国书院制度。
考察的结果，日本江户时代教育界没有风行使用“书院”一词。吸取中国古代书院特征也是少数的倾向。
在不用书院名称的学校(乡学、塾)中，部分吸取中国书院特征的若干学校也作了介绍。至于哪些学校吸取了什么样的特征，有待于继续研究。
关于这项研究，参考了下列各位先生著作中的资料。衷心表示谢意。
日本教育史资料 文部省
越过时空 财团法人“孔子之里”
重要文化财“多久圣庙 多久市
中江藤树 山住正已
中江藤村·熊泽蕃山集 小出哲夫外
町人社会の学艺ご怀德堂 宫本又次
怀德堂 テツ才。ナシタ
林良斋 木南卓一
林良斋资料 镰田共济会博物馆
白鹿洞书院史略 李才栋
中国书院史 李国钧主编
白鹿洞书院碑记集 李才栋·熊庆年
日本教育史 多贺秋五郎
(熊庆年译)
注释：
[1]书院：也叫书院造，室町时代(1338～1573)末期形成的住宅建筑样式。最初是作为武士的住宅而设计的，室内全部铺上榻榻米，设有壁龛。现在一般住宅的形式就源于此。
[2]朝鲜的书院：中国在唐代就有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无论怎么说，它还是藏书修书的机构。唐末，民间藏书也流行以书院命名，书院渐渐有了读书讲学活动，书院一词也就有了读书、讲学场所的意思。这些书院成了传播理学的基地，它们与理学共同发展。根据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统计，唐到五代期间创立的书院47所，宋代有709所，元代有297所，明代有3818所。书院制度经过一千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重要成果。学习中国书院制度的李氏朝鲜，书院也蓬勃兴起。宣祖时代(1567～1608)，光赐额的书院就达到100多。仁祖二十二年(1644)实行书院许可制，到高祖元年(1864)，只剩了47所，其他书院都奉命关闭了。(见拙著《书院制度没有传来》)
[3] 日本江户时代的学校形态：寺小屋(初级教育)、私塾(初级教育和汉学教育)、乡学(初级教育和庶民的高等教育)、藩学(藩里武士子弟的教育)、官学(德川幕府直辖的最高学府昌平坂学问所，另外还有医学馆等)。(见多贺秋五郎《日本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