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 高明士
Abstract：This article does a minute textual research and de- liberation about the foundation and action of worship institution in the Confucius temple and Cofucian academies．in the mean- time，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how to criticize and in- herit the tradition of academy education，etc．
一、前言——问题所在
关于书院教育的功能，自本世纪30年代盛朗西氏提出藏书、供祀、讲学三大事业以来，洵为定论。[1]其对供祀的看法，是以书院“兼有宗教性质，取先儒之有功德于圣门者从祀之，周、程、张、朱，祀之者最多，近人谓此足以表时代之精神焉。”[2]此说的要点有二，一是认为供祀有功德于圣门者，一是此种供祀制度具有时代精神，兼具宗教性质。60年来，学界对于供祀功能的看法，大致沿袭这种说法，但在论述时，大多简单地处理，并未予适当重视。因此，所谓书院教育，其实是以藏书、讲学作为主要内容；供祀或祭祀活动，看来只是附带性质而已。基于这种认识，对于书院教育成立的条件与时期，免产生分歧见解，甚至暖昧不明。此一现象，学界似未充分讨论。
讨论书院教育的成立史，必须先处理书院教育的起源(或谓兴起)、成立(或谓成熟、完备)的过程。但是目前学界较集中讨论的问题，是书院的起源，可有以下诸说：第一，中唐以后说，在古代是以朱熹、王昶为代表，现代则以陈东原、李才栋为代表。第二，五代说，以现代学者为主，如周予同、盛朗西、章柳泉为代表。第三，北宋说，以古代的洪迈、王夫之为代表。[3]关于此事，首先恐怕要辨明究竟是探讨“书院”名称的起源或者“书院教育”的起源。论其起源，当然指尚未达到完备的地步，但只是“书院”名称的出现，或者书院只有藏书功能，并不能作为“书院教育”的起源，至多只能称为“书院”的起源。就“书院教育”的成立而言，不妨将前述书院三大功能之藏书、讲学两项功能的出现，作为“书院教育”起源的定义；一旦供祀的空间及其活动出现，就可视为书院教育的成立，也就是书院教育的成熟或完备阶段。此说若可接受时，则前述之第一说，可定位为“书院教育”的起源(在中唐以后)，第二说似嫌太晚。[4]到北宋初，“书院教育”制度乃臻于成熟。
我所以这样说，是从书院的空间设计来考量。完备的书院空间设计，当与官学无二致，必须包含两个空间，一是教学空间，一是祭祀空间。教学空间是以讲堂或明伦堂为中心而展开，包含藏书楼、师生斋舍等。祭祀空间是以祠宇(少数大书院指孔子庙)为中心而展开，包含其他祠宇，如乡贤祠、名宦祠乃至于文昌祠等。所谓供祀，严格而言，指必须具有祭祀空间，也就是祠或庙之独立空间出现以后才算成立。一个完整的祭祀空间，除祠、庙本身的建物而外，四周必须环以围墙、房舍，以自成一空间。只有祠、庙，而无环以其他建物，其四周若有一定的空地(空间)，仍有一定的空间定义，此种情形，可设定为狭义的祭祀空间，较小型的书院，大都如此。如果无祠、庙，遇祭祀时节，临时在大听或讲堂某一房间，设置神位(座)祭拜，礼毕后，此等祭物收拾于特定的地点保管，或者不收拾仍放置于某一特定地点，此种方式如何理解?我个人认为就祭祀空间的定义而言，其条件并未具备，也就是祭祀活动的发展尚未成熟，属于早期的教学形式，如同官学的发展所示。因此，传统教育的发展，从空间布局的演变而言，明显可界定为如下过程：学一庙学。就官学的发展而言，其“庙学”制度的出现，最早是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年间；书院出现“庙学”制度，最早恐在北宋初期。
但是自古以来，教育活动本是包含在祭祀活动中展开，秦汉统一王朝，将博士官置于太常寺之下，实是古制的反映。隋朝将国子寺(监)脱离太常寺，改隶礼部，是教育活动走向单纯化的开端。不论其演变为何，自有“学”之后，其祭祀活动已由宗教意义转化为“学礼”意义。其后的祭祀活动，看似宗教，其实需要由教育观点去理解，至少不能只由宗教观点来解释。这是拙稿首要强调的地方。七、八世纪以后直至十九世纪中叶，东亚诸国所模仿者，正是上述“学礼”意义的教育制度。基于此故，拙稿此处拟探讨如下诸问题：“学礼”与学教、“学”与“庙学”、书院祭祀空间的成立及其供祀的教育作用等。
二、“庙学”制度的成立
1．“学礼”与教学
学校或书院的祭祀活动，不能纯粹当作宗教活动来看待，因为它是教育活动之一，所以自古以来将它视为“学礼”的重要活动。所谓学礼，秦蕙田在《五礼通考》卷169(嘉礼·学礼)条案云：
古礼经有学礼一篇，见于大戴记，贾谊新收所引，惜其文不传。
贾谊引“学礼”[5]是用来说明天子入学之礼；《大戴礼记·保传》引“学礼”亦同，清王聘珍曰：“学礼者，礼古经五十六篇中之篇名也。”[6]足见古礼经之中，本有“学礼”篇目，因世衰道微，礼乐崩坏，以致散亡。朱子撰述《仪礼经传通解》，将礼分为家、乡、学、邦国、王朝五种礼仪，其中包含“学礼”。由此看来，古代的“学”，本有“学礼”；所以汉武帝“兴太学”时，即命弟子员前往博士官处受业，同时要兼习礼仪。晋挚虞云：
汉初，置博士而无弟子，后置弟子五十人，与博士俱共习肄礼仪。[7]
此意即说明到汉代兴学，其“学礼”依然是教育活动的要项。当然论教育活动的起源，其与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历史的发展，正是在淡化宗教色彩，使其止于仪式，而其意义则归为教育，在制度上乃曰：“学礼”。这样的历史现象，恐在周代既已成立，所以孔子的教学非常重视礼仪，当是基于这种背景而来；汉武兴学，仍重视习礼，也是基于这个背景。
历代描述教育活动的兴隆，除学子济济洋洋而外，就是俎豆之声复振于耳。例如《隋书·儒林传》序日：
高祖(按，即隋文帝)膺期纂历，平一寰宇，……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
这是隋代振兴官学的情形。湖南岳麓书院除有文庙而外，也有崇道祠以供奉朱熹(晦巷)、张栻(南轩)两先生，六君子堂以供奉地方良吏。明末黄衷的《岳麓书院祠祀记》说：
院旧有祠，以祀晦翁、南轩。……文公(张拭)集诸儒大之成，以明圣贤之道，讲学于兹，吾师焉；安抚(朱熹)于兹，吾师焉。……夫所谓过化者存焉，吾祀之。[8]这是说明书院必有祠祀，但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一，而有文庙之祀，以作为学者之师，万古流芳。
足见在教育园地里，祀与学分不开关系，而都成为“学礼”的内涵，只是后来过于偏重考试入官，而忽视其重要性。论者因而误以为传统教育只有藏书与教学，供祀问题乃多略而不谈，对于传统整体的教育活动内涵，不免出现偏差，尤其无法凸显传统教育的特质，这是有待吾人再深思的地方。
2．“学”与“庙学”
广义而言，一部中国教育史，可说是由“学”到“庙学”的发展过程。关于此事，笔者已有论述，读者可参照。[9]此处仅略述其要。《孟子·滕文公上》云：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
此即指出三代的大学都叫“学”，但地方学校的名称则不尽相同。[10]以“学”字代表古代学校的通名，这是最典型的例子。最近在湖北云梦发现的秦简中，有关秦律的“内史杂”，规定：非史子殹(也)，毋敢学“学室”，犯令者有罪。此处的“学室”与汉代的“学官”，均同样用来表示黉舍之意。所以，“学”字在秦汉时代仍指学校，是无庸置疑的。
由于周以前是祭政合一，所以祭祀活动也是教育活动。“学”与宗庙、明堂当是在同一地点而不同室，其祭礼自然也是国家大事。《礼记·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根据孔颖达疏，此一规定当适用于天子、诸侯之国。始立学，是学中最隆重的礼仪，所以天子必须亲临释奠。另外，从《礼记》所载，可知在学中举行释奠礼的场合有六，此即：“始立学，释奠一也；四时释奠，有四，通前五也(以上见于<文王世子))；(王制)：师还释奠于学，六也。”[11]这样的规定，除(王制>师还释奠说以外，对于汉以后推行教育时，具有重大影响。汉武帝于元朔五(前124)年，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是通称的“兴太学”措施。弟子员在博士“官”(黉舍)处，除学习经书以外，便是学习“礼仪”，已说明于前。所谓礼仪，至少应该包括在博士官处所举行的释菜礼(其礼较释奠礼为轻)。王莽兴学，是首次建立具体的校园规模。光武帝即位后，在洛阳建置“太学”，依古礼，而有“笾豆干戚之容”。[12]就其文意而言，当有举行释奠之礼，只是文献上无具体记载其事例而已。其在学校(指中央至地方)举行释奠礼的具体事例，是明帝永平二(公元59)年三月以后，礼仪是“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13]圣师周孔，指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祭祀时，其牺牲用犬，此制恐为两汉的通制，[14]同时也是对前引《礼记·文王世子》所谓：“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的圣师规定，予以具体实施。
曹魏以后，将圣师周孔之制，改为圣师孔颜(回)，直至隋代。最迟在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公元385)年，已在国子学西边建立孔子庙，管见此是“庙学”制首次的建置。[15]其后各朝皆沿袭建置，但只限于在首都的官学。首次将“庙学”制推广到地方，是在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公元550)年，令郡学也立孔颜庙，但实施情形可疑。具体将“庙学”制推广到地方官学的州学与县学，是在唐太宗贞观四(公元630)年，此后直至满清不变。[16]
在“学”的时代，其校园基本上只具有教学空间，祭祀时，西晋惠帝时代之例，是“扫坛为殿”[17]，南朝刘宋文帝元嘉时代，由于孔庙(当时称为圣堂)毁坏，一时不及重建，所以释奠仪式是在国子学“正殿”举行。[18]据此可知只有“学”的时代，不论太学或后来增设的国子学，除讲堂之外，当皆有正厅或正殿之室，以供祭祀之用。但设置孔庙后，是用独立的空间，如后世所见，并另加围墙。也就是说，在“庙学”的时代，其校园是由教学与祭祀两个空间构成，教育者除做经师而外，更重要的还要做人师，其典范就在庙堂。“庙学”制成为此后东亚诸国立学的基本形制，也就是成为东方传统学制的特色，有别于近代西方学校只作传授知识之用，其“庙”之功能，改由教会来完成。
三、书院祭祀空间的成立及其作用
1．书院祭祀空间的成立
书院教育初兴之际，是在唐朝后半期，其背景当与山林读书风尚以及寺院教学有莫大关联。初兴的书院形式，是以藏书及读书于书堂为主，所以当时并未立即具有“庙学”的形式。颇疑在中唐兴起的书院，虽大多为家族的书堂、书楼或别墅等形式，恐无特定的祭祀空间，但逢祭祀时节，仍可临时供位祭祀，一如东晋以前官学之所为。何况中唐至五代之际，官学的庙学教育制度已成型，设学者不能没有祭祀活动。因此，若将供祀设定为书院必备的三大功能之一时，论书院教育之起源时，对于此事之论述仍不可少。当然严格而言，“庙学”一词是适用于官学，书院一般称为祠宇，但也有少数供奉孔子者，乃仿官学建大成殿，是为庙也，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然则，书院于何时开始供祀?此事无可考。《玉海》卷167“岳麓书院”条云：
开宝九(976)年，潭州守朱洞始创宇于岳麓山抱黄洞下，以待四方学者。作讲堂五间，斋序五十二间。孙迈为“记”。成平二(999)年，潭守李允则益崇大其规模。三(1000)年，王元之(禹傅)为“记”：“……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塑先师十哲之象，画七十二贤。潇湘为洙泗，荆蛮为邹鲁”。四(1001)年三月二十日辛卯，允则奏岳麓山书院修广舍宇，生徒六十余人，请下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从之。
同书同卷于“白鹿洞书院”条云：
唐李渤与兄涉俱隐白鹿洞，后为江州刺史，即洞创台榭。南唐升元中，因洞建学馆，置田以给诸生，学者大集，……当时谓之白鹿国庠。宋朝太平与国二(977)年三月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庐山白鹿洞学徒数千(按，千当为十之误)百人[18]，请赐九经书肄习。诏从其请。……成平五(1002)年，敕有司重修缮，又塑宣圣、十哲象。
有关岳麓、白麓洞书院初建之第一手资料，今日已难见到。前引王应麟(1223～1296)《玉海》所载，已是各该书院建置二百年以后之事。其中孙迈之“记”，今已亡佚；王元之(禹偁)之“潭州岳麓院记”，见于《小畜集》卷17，文曰：
初，开宝中，尚书郎朱洞典长沙，左拾遗孙逢吉通理郡事，于岳麓山抢黄洞下，肇启书院，广延学徒。二公罢归，累政不嗣，诸生逃解，六籍散亡，俎豆无睹。公(指李允则)询问黄发，尽获故书，诱导青矜，肯构旧址。外敞门屋，中开讲堂，揭以书楼，序以客次。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华滚珠旒，缝掖章甫，毕按旧制，俨然如生。请辟水田，供春秋之释典。奏颁文疏，备生徒之肄业。[19]
据上所述，可知咸平二(999)年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同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是岳麓书院有供祀的下限。但朱洞创建此书院而建置讲堂五间，斋合五十二间时，有无供祀?这是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20]，第二章第一节“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21]云：“开宝九(976)年，……当时建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尚有祭祀先师、先贤的祠宇，且拥有相当数量的图书。又广延学徒，开展教学活动。自此开始了岳麓书院历史的新阶段。当时孙迈为之记，可惜已佚失。”此处认为开宝九(976)年朱洞创建书院时，包含讲堂、斋舍以及文庙等建筑，也就是教学与祭祀两空间的条件均已具备。此说甚是。兹以前引王禹偁“潭州岳麓书院记”为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李允则扩建书院以前，二公(朱洞、孙逢吉)罢归之后，书院成为“诸生逃解，六籍散亡，俎豆无睹”的衰象。一是李允则扩建书院时，对圣贤像设是“毕按旧制”。足见朱洞创建书院时，本有圣贤像设(含画七十二贤像)，同时也有俎豆之声，也就是祭祀礼仪。根据这些要件而言，朱洞创院时(976年)，当已具备祀殿，也就是已有祭祀空间。李允则的贡献，是扩建了书院的斋舍、讲堂、书楼，同时增置学田，奏请颁赐经书等。若再参照下述白鹿洞书院是来自庐山国学的旧址时，则宋初的书院教育，恐一开始就受唐五代以来的“庙学”制的影响，而具备庙(祠)学之制，其开风气之先者，正是岳麓、白鹿洞两书院。若取较明确的时间，宜设定在开宝五(976)年。真宗咸平五(1002)年，敕有司重修缮，又塑宣圣、十哲象的措施，可视为宋代全面性实施“庙学”制(含官学与书院)的开始。
白鹿洞书院方面，本为南唐庐山国学，有国子监九李善道、国子助教朱弼等人在此主持教育，其为官学迨无疑义。自唐以来，官学的规模必须具备“庙学”的建置，已说明于前，至五代时仍无例外。[22]南唐的庐山国学，既然是官学，其为“庙学”制，当无可争议。也就是说，其于学之外，应当还有孔子庙，只是目前尚无直接史料可作说明，但国子助教朱弼的教学是依循“礼法,,C23l，似可作旁证。宋初,以其地建书堂，或称书院，其时间大致与岳麓洞书院创院(976年)相当。[24]真宗咸平五(1002)年，诏令修缮书院，以及塑宣圣及十哲像，此时宜包含修缮孔子庙。盖从制度上而言，庐山国学时代宜有孔子庙堂，年久失修，自需修缮。因此，就书院中的孔子庙而言，宋初岳麓书院的场合当是新创，而白麓书院则为修葺而已。两者的背景虽然有别，但在宋初，也就是开宝五(976)年，书院“庙学”制已经成立，两者实提供最好的例证。在此之前，容或有庙学制的出现，那是前代的遗制。理论上，自唐代以后，官学皆已建立庙学制，私学方面则因人而异。宋代的书院，因接受政府赠书或学田等益处，导致走向半官方化，也逐渐成为庙学制的形态，只是书院教育本为私学教育形态，其与官学相较，乃呈现多样化，尤其在奉祀对象方面。
2．供祀的教育作用
过去讨论书院教育，一般是偏重藏书与教学两项功能的说明，对于供祀问题较少着墨。最近出版的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等著《岳麓书院史略》(1986)、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1989)、同氏著《江西古代书院研究》(1993)，以及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宋元明清时期的教育》(1987)、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1994)，均已注意到供祀问题的重要性，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前者主张供祀的目的在于“突出其道统源流和建院功绩，以进行传统和典型模范教育。”[25]李才栋氏则认为供祀是“展礼”的一种表现，“包含着尊师、重道、崇贤等含义，是一种生动的教育过程，也是朱熹所谓‘格物穷理’的重要方面。”[26]此外，王炳照氏也以为书院祭祀活动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树立楷模，感发志向和信念，使学者‘入其堂俨然若见其人’。二是标榜学派学风特点和旨趣，激励后学继承发扬学派特色。是一种形象化的教育手段。”[27]此等主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1)进行模范教育；(2)提示学术源流；(3)提倡尊师重道，可谓对盛氏说的进一步发挥，均有见地，值得重视。
供祀的教育作用，除了上述诸特点而外，有无其他的教育作用?浅见以为从正面看供祀的教育作用时，至少还有以下三点必须强调：第一，提示圣贤可学而至，也就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书院所供奉者，虽大多为宋五子，但也容许奉祀当地大儒，或者对书院有贡献者，无形中提示人生最高的目标，就是死后可与圣贤并列，万古流芳。第二，供祀之祠宇，除儒门之统而外，亦有乡贤、名宦等祠宇，提示人生价值的多元化，并非局限儒者一途。第三，透过供祀礼仪，进行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教育。不只圣贤，即连现世的师儒也是人格者，于是书院成为指导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地。兹略作说明如下。
(一)教育理想的具象化。先秦诸儒主张人皆可为尧舜。到宋儒为学立说，格外强调立志，所谓立志，就是立志做圣贤。周子(敦颐)云：“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又云：“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过则圣，及则贤，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28]周子的希圣希贤说，影响日后教育理念甚大，连韩国诸儒也都据以立说。朱子说：“学者大要立志。所谓志者，……只是直截要学尧舜。”又说：“凡人须以圣贤为己任。”[29]其于《信州州学大成殿记》亦云：
惟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使天下之学者，皆知有所乡往而几及之。非徒修其墙屋，设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为观美而已也。[30]
周、朱之道，明显的在强调立志为圣贤，而不是徒具墙屋与礼仪，当然也不是说每位立志向学者都能成为圣贤，所以朱子说：“几及之”。韩儒李退溪(混)也说：“瞻祠宇，而想函丈丽泽相资，仞山莫亏，则高者可以入室而升堂，下者犹不失为吉人修士。”[31]李氏说与朱子说其实是雷同的。简单说，只要士子立志向学，不成圣便成贤，至少也是“吉人修士”。问题是何谓圣贤，先秦时代指尧舜，秦汉以后，就是孔、颜、孟等儒门人物奉祀于庙堂者。由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又建立从祀制，所以在庙堂奉祀者，并不限于孔门弟子，其后儒有杰出贡献者，亦得入庙庭奉祀。到唐玄宗开元年间，其奉祀于庙庭者，约有百位左右，后代仍陆续选取大儒从祀庙庭，到清末约有一百五六十位入祀孔庙，即连韩国也有十八位韩儒入祀庙庭，在日本各地的藩校，也有若干位日儒入祀，越南孔庙亦然。此事说明立志学圣贤是可以实现的，其目标即有朝一日从祀庙庭，与圣贤并列，万古流芳。理论上，这就成为传统的教育理想，这种理想——成为圣贤，是可以实现的。入祀的方式，在明嘉靖以前，用像设(塑像)或画像，嘉靖以后，则改为木主或画像，无论如何，皆是具体人物的显现，所以说是教育理想的“具象化”。此与西方以真善美之抽象理念作为理想者不同。东方文化重视实践，具体，也在成圣成贤的理想上表露无遗。
(二)供祀的多元化。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以其特殊背景关系，其供祀起初都先奉祀孔子以及孔门诸先贤，然后再增祀对该书院有功的大儒、先贤，乃至于地方良吏。例如岳麓书院除有礼殿(又称孔子堂)以外，陆续增建的祠宇有诸贤祠、崇道祠、六君子堂(又称慕道祠)、道乡祠等。[32]白鹿洞书院除礼圣殿而外，陆续增建的有宗儒祠、先贤祠、崇德祠、忠节祠、紫阳祠等。[33]书院的供祀所以较为多样化，当与其为私人兴学有莫大关系。另一面，书院接受官方赠书，乃至派遣学官等事实以后，已形成半官方化，其制度就越接近官学，供祀制度亦然。一般说来，书院教育较为活泼而多元化，充分显示地方文教的特色。其主持书院的大儒，常是名儒学者，颇受地方人士的敬重，因此书院教育的推广，等于地方文教措施的实施，也可说是地方道德标准所在，其祭祀礼仪的实施，可收潜移默化的功效。
(三)人格教育与文化传承教育。透过礼仪而接近庙堂的圣贤，就是祭祀园地活动的最大目标。接近圣贤的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圣贤。要成为圣贤，第一步一定要立志，以朱子的理论而言，是要学习“义理”，例如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条规之后，附加说明，日：“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34]此即强调讲明义理的重要性。就王阳明的理论而言，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其于《示弟立志说》云：“夫学，莫先于立志。……我之欲为圣人，亦惟在于此心之纯乎天理而无人欲耳。”[35]这些训示，可谓典型的人格教育。诸儒的人格教育，必须靠实践来完成，所以学子除习读经书而外，必须朝夕瞻仰祠宇，从中体会圣贤之道，就是“庙学”制设计的最大目的。另一方面，“庙学”园地的作用，正如前引朱子所云：“国家稽古命祀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所谓“道之有统”，简单说在于理解道统，今日看来，就是了解文化传承，这是从事教育工作者非常重要的任务。
四、结论——批判与继承书院教育传统
如何批判、继承书院教育传统?从唐到宋代的祭祀制度发展过程来检讨时，可发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唐朝前期在官学的祭祀制度，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周公终于决定请出文庙。此即确立学宫文庙只供奉儒者之统，而周公则归王者之统。用今日的话，就是确立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在专制君主时代，这是重大的突破，不能忽视。就这一点而言，值得今日借鉴。第二，官学或书院里的祭祀空间，是与讲堂的教学空间分立，而以庙或祠为建筑主轴。[34]其意在提示教育活动并非纯粹的书本教育，其“学礼”活动也是教育的重要项目。唯有如此，才能说明传统教育当中，人师比经师更重要的道理，也就是人格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今日教育偏重知识的传授，以致社会道德败坏，是过于忽视传统教育的价值所在。第三，供祀制度不免强化儒术独尊，在君主专制政治下，虽有其必要性，但在民主社会里，应该强调多元化的社会价值。因此，儒术独尊的奉祀制度必须放弃，代之以多元的价值体系。就此意义而言，如果学校要维持“庙(祠)学”的基本建构，必须将文庙或先儒祠宇扩大成对中华文化有贡献者皆可奉祀，在校园里亦可建置博物馆或先贤馆，以示传统文化得以承续发展，并激发年轻人对先贤的敬仰之心。
注释：
[1]有人主张除上述三大功能而外，尚应加上读书、刻书二大功能，合为五大功能。(参看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就唐末五代至宋代期间，或许可解释一部分现象，但从书院历史来检讨时，五项功能具备的书院恐非常态，尤其刻书一事。至于读书，一般而言，当包含在讲学活动中，称讲习亦可。所以五功能说，缺乏说服力。
[2]参看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台一版。初版发行于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11月)，第47页。
[3]参看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页。
[4]前述杨布生、彭定国两氏即采第二说(参看前引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第2页)，此说暂不取。
[5]见《汉书》卷48本传。
[6] 《大戴礼记解诂》卷3。
[7] 《通典》卷53礼典注引《决疑》。
[8] 《万历·重修岳麓书院图志》卷8。
[9]参看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台北，国立编译馆，1984年)，上篇第一章。拙作《皇帝制度下的庙制系统》(《台大文史哲学报》40，1993～6)，第84～86页。
[10]参看杨伯峻《孟子译注》(台北，源流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第12页。
[11] 《礼记·文王世子》篇孔颖达疏。
[12] 《后汉书》卷79上儒林传序。
[13] 《后汉书·礼仪志》。
[14]参看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第113—115页。
[15]参见拙著《前引书》，第138～139页。
[16]参见拙著《前引书》，第189—190页。
[17]潘尼《释奠颂》，载于《晋书》第55卷潘岳传附。
[18]参看前引拙著《唐代东亚教育圈的形成》，第155页。
[19]关于此事，李才栋氏有详细的考证，参看氏著《江西古代书院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第73—76页。
[2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
[22]李才栋执笔。
[23] 参看拙作《五代的教育》(《大陆杂志》43—6，1971—12)，第23页。
[24]马令《南唐书·朱弼传》，陆游《南唐书·朱弼传》略同。
[25] 参看前引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第二章第一节“北宋时期书院的发展”(李才栋执笔)第42页。
[26]参看前引杨慎初等著《岳麓书院史略》，第86页。
[27]李氏说，见前引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139页；同氏著《白鹿洞书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第69页略同。
[28] 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的宋代部分，李国钧主编《中国书院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的南宋部分，都是由王炳照氏执笔。此处引文，见于后者第164页(前者第70一71页，略同)。
[29] 《周子全书》卷2“志学章”。
[30] 《朱子语类》卷8《总论为学之方》。
[31]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0。
[32] 《陶山全书》卷59《迎风书院记》。
[33]参看前引杨慎初等著《岳麓书院史略》，第13、86页。
[34]参看前引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第139页。
[35]从建筑的观点而言，杨布生、彭定国等也认为：“在学宫中，文庙是主体，学舍是次要的建筑，往往是几幢小的学舍建筑附设于文庙旁边。”(参看前引杨布生、彭定国编著《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第186页。)
<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