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虞（1872－1949）四川成都人。原名永宽，后改名为虞。曾任中学、中专教员和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的教授。他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当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变法维新思潮传入四川后，吴虞是成都地区主张"新学"的第一人。他一面在成都教书，一面反对封建礼教，主张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他不顾当时一批封建遗老和政客等的反对和"鄙笑"，四处"搜访弃籍，博稽深览，十年如一日"。就是说，他到处搜寻被封建遗老等视为"弃笈"的新书和报纸，加以深入的研究和广博的考证之后，形成了自己的思想。1898年康有为等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后，一批有志革新的知识分子更加焦虑中国的前途。吴虞在"不能不为蜀学前途悲也"的呼声中，于1905年离开妻女到日本法政大学学习。吴虞以后谈到他这段思想变化过程时说："戊戌以后，兼求新学，乙巳（1905）年东游，习其法政。廿年来所讲学术，划然悬绝。"
《吴虞文续录》，卷下。
吴虞在日本时，认识了章太炎和女革命家秋瑾等人。章太炎在日本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上和《民报》上对孔子学术进行的批判，使吴虞激动得"中夜不寐"，写出了八首反对封建儒家的诗篇。在这些诗篇中，他指出"孔尼空好礼，圣贤误人深"，把孔子这位两千多年以来的"圣人"，简单地看作是误国害民的思想祸根，使他的思想从希望变法图强，转向了对儒学的批判。他积极学习西方孟德斯鸠、穆勒、约翰、斯宾塞尔、卢梭等人的著作，并将欧美各国的宪法、民法、刑法与《满清律例》、"四书"、"六经"等的言论加以对照，找出中国的封建"专制"和西方的民主"立宪"之间的"优劣"，使他"确然自信"要反对封建专制，必须从思想上反对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儒家学说，从此使他写出了一批批评封建专制罪恶的文章。
（一）
吴虞从日本回国后，继续在成都的一些中学和国学院教书，并一度任《蜀报》的主编。他在《蜀报》1910年第4期上发表了《辨孟子辟杨墨之非》的论文。他说："天下有二大患焉：曰君主之专制；曰教主之专制。君主之专制，钤束人之言论；教主之专制，禁锢人之思想。"又说："夫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故穆勒、约翰之言曰：'无新思想、新言论，则其国亦无由兴。'盖辩论愈多，学派愈杂，则竞争不已，而折衷之说出，于是真理益明，智识益进，遂成为灿烂庄严之世界焉。故知专政者，乃败个人品性之一大毒药也。夫与己不同道，则诋为异端，詈为邪说，不以为非圣无法，即以为叛道离经。斯诚社会之污点，学术家之深耻也，而儒家则不惮而恒蹈之。"吴虞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自汉代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就处于我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垄断地位，并造成了种种弊病。吴虞在这里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所谓"民主"和"自由"。他主张通过各种学派之间的"辩论"和"竞争"去求得"真理"。所以他在此文的最后说："吾愿抠衣执鞭，以从其后，而鼓舞言论思想自由之风潮也。"这表现了吴虞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当时反封建的进步性。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赶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皇帝，但是它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随着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又做起了窃国篡权的皇帝梦，接着便是张勋、康有为等簇拥着已退位的溥仪，想重坐"龙庭"。他们都把孔子作为这股复辟封建专制逆流的"护身符"。因此，吴虞又在成都掀起了反这股逆流的战斗。他把反对当时袁世凯、张勋等人尊孔以复辟封建帝制的活动和批判封建专制、封建伦理道德等结合起来。在这些批判中，吴虞首先抓住了儒学的核心--"孝"这个字。他在《家庭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中说："详考孔子之学说，既认为孝为百行之先，故其立教，莫不以孝为起点。"指出儒家的一切学说，都是建立在这个"孝"字的基础上。吴虞说：由于孔子提倡以"孝弟为本"《论语·学而》："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他的二弟子曾参便接着说"居处不庄（恭），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大戴礼·大孝篇》。。这样，就把作为封建道德的"孝"与为封建君主卖命的"忠"联系起来，"如果不奋勇尽力"去"为君主争城争地"，这便"算是不孝"。这个"孝"字的范围愈推愈广，把人的一切活动都用一个"孝"字束缚起来，使人只能规规矩矩地听从封建君主和封建家庭的摆布。吴虞说："其实他们就是利用忠孝并用、君父并尊的笼统说法，以遂他们专制的私心。君主以此为教令，圣人以此为学说，家长以此为护符，却怕有人看破他们的手段，揭开他们的黑幕。"《吴虞文录·说孝》。
吴虞不仅指出了封建儒学是"忠""孝"并用，把封建家庭作为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而且还进一步揭露了作为封建道德的"孝"与作为反映封建尊卑等级关系的"礼"及直接为封建君主专制服务的封建专政具"刑"和"法"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说："何以说礼与孝是相表里呢？《大戴礼·礼三本篇》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宗祀先祖而隆君师。把宗祀先祖和隆君师，认为是礼的三本，是孝与忠与礼都算是一气相连的。"《吴虞文录·说者》。吴虞通过对儒家经典《大戴礼记·礼三本篇》对礼的解释的分析，揭露了忠、孝、礼三者之间互为表里、互为补充的这种关系。吴虞还说，礼在儒家那里，是为了区别"尊卑贵贱"的《吴虞文录·礼论》。。所以"制礼者，偏重尊贵长上"，而"抑制卑贱幼下"。《吴虞文录·说考》。
由于君主和"圣人"知道单凭"忠孝"、"礼教"的说教方式，有时是不起作用的，所以他们"又拿刑（法）来补助礼的不足。（这样不仅）孝与礼相（互）表里，（而且）礼又与刑相（互）表里"《吴虞文录·说孝》。这样就把不孝作为最大的罪恶。吴虞批评"五刑之属三千，罪莫大于不孝"是"模糊笼统太不分析"的说法。吴虞说：这种说法是"徒养成君主、圣人、家长的威势，以家族的基础为国家的基础，使人民毫无独立之自由，使中国的社会，始终不能脱离宗法社会的统治"《吴虞文录·说孝》。。吴虞在这里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和封建圣人之所以提倡忠孝，以及"孝"、"礼"结合，"礼""刑"并用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封建专制和封建宗族的统治。吴虞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中还说："呜呼！孔孟之道在'六经'，'六经'之精华在满清律例。而满清律例，则欧美人所称为代表中国尊卑贵贱阶级制度之野蛮者也。好学深思之士，试研究之。"还说："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说。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已乎！"《吴虞文录·说孝》。反映了这位思想家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这在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和革命的。但是，他把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说完全与封建专政制度等同，把儒家的"六经"完全与满清律对等，则是片面的和错误的。
吴虞的这批著作，在《新青年》和《甲寅》等杂志上发表后，使吴虞成了与陈独秀并驾齐驱的"批判孔教最有力的两位健将"《吴虞文录·序》。《新青年》的第三卷，更把吴虞列为当时国内的"大名家"。所以胡适说："吴又陵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清道夫。他站在那望不到尽头的长路上，眼睛里、嘴里、鼻子里、头颈里都是那迷漫扑人的孔渣孔滓的尘土。他自己受不住了，又不忍见那无数行人在那孔渣、孔滓的尘雾里撞来撞去，撞得破头折脚！因此他发愤做一个清道夫。……用一勺一勺的清水，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吴虞文录·序》。我们认为，这种说法对于吴虞这个出身封建地主家庭，长期受过封建教育，并遭受封建社会和封建家庭的摧残，最后才在思想上投入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教斗争的人来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
（二）
吴虞是五四时期主张"打倒孔家店"，批判为封建专制服务的儒学的一位思想家。在"打倒孔家店"后，又用什么来代替呢？他说："或曰：子既不主张孔氏孝弟之义，当以何说代之？应之曰：老子有言'六亲不和，有孝慈'。然则六亲苟和，孝慈无用，余将以'和'字代之。既无分别之见，尤合平等之规。虽蒙'离经叛道'之讥，在所不恤矣。"（《宗族制度为专制主义根据论》）
吴虞的这段话，一方面表明他反对封建专制和封建礼制的决心，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在思想上所追求的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所谓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他把老子所说的"六亲（父母、兄弟、夫妇）不和"的"和"字，解释成自由、平等，并用这种自由、平等来代替封建专政。他的这种思想还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中表露了出来。他说："明李卓吾以卑侮孔孟，专崇释氏，为张问达所劾，逮死狱中。所著《焚书》两次禁毁，言论出版皆失自由。"这说明了他对封建专制的愤怒，对求得人身的平等和言论、出版等方面自由的向往。吴虞一再说：他之所以"反对封建道德忠孝的主要意思，是以为父子、君臣、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互相扶助的责任。因为同是人类，同做人的事，并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臣民自有自己的人格，大家都向着人的路上走。"《吴虞文录·说孝》。吴虞主张人人都应该平等，人人都具有一种抽象的平等人格，这自然是他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思想的反映，但是，他主张用人人平等来反对封建社会那种上下尊卑的等级森严观念，在当时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吴虞说：儒家所提倡的所谓仁义、礼智、忠孝等东西，不是人类社会一出现便有的，而是社会上出现混乱后，才由这些"圣人"、"贤人"们提出来的。好像有了疾病才出现了医药一样，如果根本不生病，医药又有什么用呢？假如按照道家的各得其所，人人都按本来的无私无欲的纯朴之性去办事，怎么还需要仁义礼智忠孝等东西呢？所以老子反对儒家的这一套，认为只有"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只有"绝仁弃义"才能"民复孝慈"，只有"绝巧弃利"才能"盗贼无有"。《道德经》十八章。老子在反对儒家这种旧道德上，只算是开了个端。而庄子则说："智慧不灭，大伪不绝；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庄子·胠箧》。庄子还认识到，所谓道德本来是社会意识的一种表现，是由"多数人压制少数人而形成的"。所谓道德，不过是"媚于世俗多数人的一个东西"。《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
吴虞除揭示出儒家与道家在道德问题上的对立外，还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不同的国家，道德的观念更不会相同。这个国家认为是不道德的东西，如在封建社会中，不许女子读书，更谈不上男女同校和婚姻自由；而在西方社会中，这些东西则是人人公认的社会习惯和道德。因此，在"世界大通"、"人群进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改正那种关闭时代的荒谬愚陋残酷野蛮的土人习惯"和"土人道德"，"采取世界最通行最合人生的习惯道德"。《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吴虞的这些思想，反映了这位资产阶级思想家在反封建道德问题上的积极性。他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应有不同的道德。我们应该反对残酷的道德，追求最符合人生的新道德，这些思想还是合理的。
吴虞为了改革旧道德，建立新道德，并找出理论上的根据，不仅借用了西方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这一套理论，而且借用了法家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主张改革的思想。吴虞说："法家商君，他却以后世之不能复行古治，乃是当然的趋势，所以他倡言变法。"《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吴虞特别赞赏商鞅的"法者，所以爱民。礼者，所以便事"，"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法乎古；只要可以利民，则不循其礼"这种改革的精神。
吴虞在颂扬法家主张改革的精神时，还特别歌颂墨子对儒家旧道德的反对。吴虞说："墨子的学说，不但主张亲操耒耜，以自苦为事而止。他的意思更要废去儒家所主张的阶级制度，把尊君卑臣，崇上抑下的礼教，一扫而空之。他主张的是上下同等，君臣同耕，不劳动者不得食。"他说："君、臣、氓，通约也。"就是说君臣氓，不过是依着《通约》（注：即公约）所立的三个名称，以便使各人干各人的工作。其实彼此都是一样，是同等的，并没有尊卑贵贱、上下等阶级的区别。各人还是耕田的耕田，织履的织履，捆席的捆席。不过到了办事的时候，各人照着《通约》上规定的职务，去做各人的事就是了。儒家所说的"以君制臣，以上制下"的事，"通通没有"。吴虞颂扬墨家，不仅仅在于墨家"不似儒家（那样），把君主推崇得如天帝，如大神一般"，而主要的是墨家主张人与人之间应"没有贵贱，都要劳动，不必设许多官僚在上，妄分什么劳心治人的君子，劳力治于人的为小人"。他说：要知道"学种庄稼，学种菜都是正经事业，不能动辄拿贵族老爷的口气，骂人家是小人。要晓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在社会上简直是个大蛀（虫）"《吴虞文录·道家法家均反对旧道德说》。。就是说，他认为墨家是反对君主专制，主张人人平等，人人都应该自食其力的。这实质上是吴虞用他所追求的"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等思想来赞美墨家的学说。
（三）
吴虞的反孔、反封建道德，在五四时期是革命的和起进步作用的。但是，他对孔子的批评，没有能够把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儒学学派创始人的孔子，与后来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圣人""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的孔子相区别，因而对孔子采用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作为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的孔子，不仅在整理和弘扬古代文化遗产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开创了民办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才。在政治方面，他针对当时奴隶制的残暴和夏商由于人民的反抗导致灭亡的历史教训，提出了"爱人"的仁学思想，主张对人民应实行"惠民"、"富民"的"德治"政策，反对对人民采用"不教而杀"。他斥责猛于虎的"苛政"。在任用官吏问题上，他主张"举直错诸枉"（《沦语·为政》），即把为人正直而又有才能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把那些只知搞歪门邪道而又无才无德的人撤换下去。孔子虽然像吴虞所指责的那样，很重视"礼"，"礼"无论在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中，主要方面都是用来区别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秩序的，但他主张的"齐之以礼"，是针对当时统治者的"齐之以刑"而提出来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这里，孔子是很明确地把当时统治阶级通过政策法律来强制人民接受的办法，与通过道德的诱导和礼教的规范来启发人民自觉知道羞耻，自觉地克服不好的行为和思想这两种方法对比之后，而主张对人民应实行德治和礼教，反对单凭行政命令的强制和杀戳办法的。无论从当时历史的发展，还是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事例来看，我们都应该说孔子的"德治"、"礼教"思想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的。至于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特别在清代律例中，把礼与刑、刑与孝弟等概念完全等同起来，这是以后封建专政制度方面的问题，不能把它完全归之于孔子，或归之于儒家的"六经"。
在孔子的《论语》和孟轲的《孟子》等著作中，虽然他们都强调"孝弟"、强调"礼"、强调"忠"，有时也谈到"刑"，但是他们从未把这些不同的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孔子只是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从而把"仁"这种品德与"孝弟"直接挂起钩来。孔子的学生有子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这里的"犯上"、"作乱"可以理解为对尊长或统治者--君主的反抗行为。我们也可以认为，在孔子思想中，具有"孝弟"这种品德的人，一定会忠于他的君主。但是孔子主张应忠的君主，是像尧舜、夏禹、商汤、文武那样能爱人民的"有道之君"，而对于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他是反对的。他的继承者孟轲在回答齐宣王所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是否"臣弑其君"这一问题时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孟轲这种爽快而清楚的回答，表明了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说在君民问题上的合理主张。孟轲甚至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这一进步的思想。
"孝弟"这一思想，在孔子那里，自然是巩固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家庭关系的。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妻卑自然是这种思想的糟粕，但是儒学在强调人应该具有"孝弟"、"忠孝"这种品德时，还有"为人君，止于仁"、"为人父，止于慈"（《大学》）这方面的要求。就是说，做国君的该仁爱自己的人民，做父母的应该养育和慈爱自己的子女，做子女的对年老有病的父母应该担负起奉养和孝敬的责任。这种思想作为一种社会伦理方面的内容来看，不能说它没有合理的内容。特别是在目前东西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中，针对西方大量的家庭遭到破坏、儿童流离失所、老人感到孤独等等社会弊病，我们不能不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中还具有一些合理的内容。孔子在君民关系上，不仅主张拥护"有道之君"，消灭桀、纣那样的暴君，还主张"惠民"、"富民"的"德政"，反对苛政、暴政，而且主张国家要实现"大一统"，每个人都应热爱自己的"父母之邦"。这些思想都是不应简单否定的。孔子还长期从事教育工作，他通过教学实践，总结出了不少符合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如在学与思、知与行、读书与运用、强调人的作用和人的品德等等方面，都还有不少合理思想。吴虞对这些思想不仅未提到，而且对孔子这样一位在我国思想界、教育界、政治界具有重大影响的世界伟大思想家之一的孔子，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这是不符合科学精神和违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
对于孔子以上这些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吴虞没有认识到，这也可以说是五四时期一切"反孔"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一个局限。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吴虞对待儒学，对待孔子，采用就是的这种没有分析和区别的"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的形而上学的方法。由于吴虞长期坚持这种方法，使他不断地落后于革命形势，在"反孔"、"批儒"的问题上也裹足不前，到最后，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名人，几乎默默无闻，被时代所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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