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朱熹的《周易本义》，是集宋代易学之大成，兼采两汉、魏晋、隋唐易说，融占筮、象数、义理于一体，又卓然有所创立的作品。它影响元、明、清三代官学六百余年，为数百年间的易学开辞了广阔的诠释空间，在易学史和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样一部著作的成书时间，至今仍存在不同的意见。清代王懋竑《朱熹年谱》认为《周易本义》作于朱熹四十八岁时；上一世纪，白寿彝和朱伯崑两先生认为《周易本义》定稿于朱熹晚年；本世纪初，束景南先生作《朱熹年谱长编》，认为朱熹四十八岁作《易传》，五十九岁作《周易本义》。分析三种说法，似是讨论了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王懋竑关注的是《周易本义》的草成时间，白、朱二先生关注的是《周易本义》的封笔时间，束景南先生则特别关注《周易本义》从草成到封笔期间发生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改动（注：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晦庵初为《易传》，用正弼本。复以吕氏《古易经》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朱熹去世时，陈氏可能已十数岁，二人活动时间前后相接，陈氏的记载是可信的。）。
白寿彝先生指出：“从淳熙二年属稿起，到庆元年间成书止，《本义》著作时间，连中间间断的时候也算在内，要经过二十年以上的岁月。”（注：白寿彝：《〈周易本义〉考》，原载《史学集刊》一九三六年第一期，转载于黄寿祺、张善文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三辑。）朱伯崑先生指出：“《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大体于晚年定稿。……今所传《周易本义》本，当出于《启蒙》之后。”（注：朱伯崑：《易学哲学史》，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二卷，第411～412页。）朱熹一生，对其重要著作，总是不断修改，《周易本义》亦当如此。白、朱二先生认为《周易本义》从属稿到成书，经历了长期的修改过程，这种见解是睿智的。
《周易本义》为元、明、清三代官学所用，在长期流传中形成了众多刻本。各本面貌不一，其中最引人注意的差异是在《九图》、《筮仪》、《五赞》、《序》、《卦歌》等内容的有无、所在位置等方面。至于十二篇经传之注文，各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分卷方式、音训有无、注文文字。分卷方式，以四卷本（例如清代武英殿本）和十二卷本（例如南宋吴革刊本）为代表；音训，则有有音训和无音训两种版本；（注：《四库提要》已辨明四卷本非《周易本义》之旧，由朱熹之孙朱鉴的《吕氏音训跋》可知音训内容非《周易本义》原有。）注文文字，各本差异甚微，多由传抄、传刻过程讹误所致，详见苏勇先生校注《周易本义》（注：苏勇校注：《周易本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周易本义》原来是否有《九图》，或《九图》的原初形态如何，目前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而注文部分却鲜有争议，盖因各本之间无实质分歧之故也。
本文讨论今传本《周易本义》经传的注文的修改过程和封笔时间。文中汇集二十几项材料，这些材料可以佐证白、朱二先生的观点。朱熹曾长期修改《周易本义》注文部分的底稿，最后大致封笔于庆元四年(1198)即朱熹六十九岁那一年。《周易本义》是朱熹晚年亲手修定的著作，反映着朱熹晚年的思想风貌。
一、五十七岁以后，朱熹曾长期修改《本义》手稿
《周易本义》、《朱子语类》、《朱文公易说》中，有十则材料，表明朱熹在五十七岁到六十九岁的十余年间，曾不断修订《周易本义》（以下简称《本义》）的底稿。
首先指出的三则材料，来自《本义》的《系辞上传》注。其注“大衍之数五十”一章云：“其可推者，《启蒙》备言之。”注“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章云：“详见《序例》、《启蒙》。”注“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一段云：“河图、洛书，详见《启蒙》。”《易学启蒙》成书于淳熙丙午（公元1186年），时朱熹五十七岁。《本义》注文多次指称《启蒙》，说明朱熹五十七岁以后曾修改《本义》底稿。
第四则材料，是见载于《朱子语类》（以下简称《语类》）卷七十四的三条语录。它们表明朱熹在五十九岁后曾修改《本义》底稿。首先，黄记录朱熹五十九岁时讲论《系辞上》“刚柔相摩，八卦相荡”一句，曰：
“刚柔相推”，是说阴阳二气相推；“八卦相荡”，是说奇耦杂而为八卦。在天则“刚柔相推”，在《易》则“八卦相荡”。……一说则“刚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荡”而成六十四卦。（注：根据《语录姓氏》，黄闻于淳熙戊申(1188)，时朱熹五十九岁。）
朱熹认为，“八卦相荡”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奇偶杂而为八卦”，一种是“八卦相荡成六十四卦”。此时朱熹倾向于取“奇偶杂而为八卦”解释“八卦相荡”。五年以后，即朱熹六十四岁时，再次讲论“八卦相荡”，就不再用“奇偶杂而为八卦”说，而是专取“八卦相荡成六十四卦”说，事见同卷暖渊录：
“摩”，是那两个物事相摩戛。“荡”，则是圜转推荡将出来。“摩”是八卦以前事，“荡”是八卦以后为六十四卦底事。“荡”是有那八卦了，团旋推荡那六十四卦出来。（注：根据《语录姓氏》，暖渊闻于绍熙癸丑(1193)，时朱熹六十四岁。）
查今本《本义》，相应注文为：“六十四卦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相摩而为四，四相摩而为八，八相荡而为六十四。”所谓“八相荡而为六十四”，正是取“八卦相荡成六十四卦说”，与朱熹六十四岁时的观点相同。据此推测，此段注文当修改于朱熹五十九岁以后。
直到六十七岁，朱熹持“相荡成六十四卦说”不变，证据是《语类》同卷董铢的记录：
问：“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窃谓六十四卦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谓之“摩”、“荡”，何也？ 曰：……自两仪生四象，则老阳、老阴不动，而少阴、少阳则交。自四象生八卦，则乾、坤、震、巽不动，而兑、离、坎、艮则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从上加去。下体不动，每一卦生八卦，故谓之“摩”、“荡”。（注：根据《语录姓氏》，董铢闻于庆元丙辰(1196)以后，即朱熹六十七岁以后。）
问者据先天学“逐爻渐生”发问，朱熹以《易传》“因而重之”回答。在朱熹看来，“因而重之”与“逐爻渐生”并不相悖。（注：说见《周易本义》卷首《图说》。）
第五则材料，是载于《语类》卷七十四的四条语录。它们表明朱熹在五十九岁后曾修改《本义》底稿。四条语录都记载朱熹对《系辞上传》“效法之谓坤”的训解。第一条语录，是周谟记朱熹五十岁以后语：
“效”字难看，如“效力”、“效诚”之“效”，有陈献底意思。（注：根据《语录姓氏》，周谟闻于淳熙己亥(1179)以后，即朱熹五十岁以后。）
第二条语录，是万人杰记朱熹五十一岁以后语：
“效”者，“效力”之“效”。效法，则效其形法而可见也。（注：根据《语录姓氏》，万人杰闻于淳熙庚子(1180)以后，即朱熹五十一岁以后。）
第三条语录，是黄记朱熹五十九岁时语：
“效”，如“陈效”之“效”，若今人言“效力”之类。
第四条语录，是暖渊记朱熹六十四岁时语：
“效”犹“呈”，一似说“效犬”、“效羊”、“效牛”、“效马”，言呈出许多物。
四条语录对“效”字的训解前后一致，区别仅在训解的精当程度。朱熹认为“‘效’字难看”，直到五十九岁时尚未找到一个精当的训解。最迟到六十四岁，朱熹找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训诂方案：“效犹呈。”核查今本《本义》，相应注文是“效，呈也”，与朱熹六十四岁时的观点相同。可知此段注文当写于朱熹五十九岁以后。
第六则材料，是载于《语类》卷六十九的两条语录。它们表明朱熹在六十岁前后曾修改《本义》底稿。第一条语录，暖渊记录朱熹六十四岁时讲论《文言传》“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一句，曰：
“刚健中正”，为其嫌于不中正，所以说个“中正”。阳刚自是全体，岂得不中正！这个因近日赵善誉者著一件物事说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刚底一边，坤只是柔底一边。”某说与他道：圣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将两个偏底物事放在疋头？如何不讨个混沦底放在那里？”注中便是破他说。
赵善誉生于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卒于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朱熹与赵氏论《易说》，是在赵善誉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期间，即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六月到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之间（注：《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五《答虞太中》第二书云：“昨承寄示赵仓《易》、《论语》说，足浣愁疾。”宋代称提举常平茶盐为“提仓”，据楼钥《攻媿集》卷一百零二《朝奉郎主管云台观赵公墓志铭》，赵善誉于淳熙十一年(1184)六月到淳熙十三年(1186)除提举荆湖北路常平茶盐，朱熹书中所称“赵仓《易》”，即指赵善誉《易说》。）。朱熹以“注”破赵氏《易说》，当在他与赵氏讨论《易说》之后，与暖渊谈论“刚健中正”之前，亦即淳熙十六年前后的数年之内。《语类》卷六十九的另一处语录，记载了朱熹用来“破赵氏”的注文内容：
乾“刚健中正”。或谓“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尝言：“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注：《语类》卷六十九，董铢录。）
“或谓”指赵氏《易说》，“先生尝言”指朱熹之“注”。根据董铢的记录，“先生尝言”是针对赵氏《易说》而发。查今本《本义》，相应注文为：“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耳。以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所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正是“先生尝言”。这段注文用以破赵氏《易说》，其写入《本义》的时间，当在淳熙十六年前后，即朱熹六十岁前后。
第七则材料，见载于《语类》卷七十，为暖渊所闻。它表明朱熹在六十四岁以后曾修改《本义》底稿。这条语录记载朱熹讲论《象上传》“撝谦，不违则也”说：
“撝谦”，言发扬其谦。盖四是阴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上，所以更当发撝其谦。“不违则”，言不违法则。
这条语录，暖渊记载绍熙癸丑年（公元1193年）所闻。根据这次讲论，我们知道朱熹六十四岁时对“不违则也”的解释是“不违法则”。后来，朱熹修改了这个说法。最迟到七十岁时，朱熹已将其修改为“不为过”，事见《语类》卷七十，刘砺录曰：
六四“撝谦”，是合如此，不是过分事，故某解其《象》云：“言不为过。”（注：根据《语录姓氏》，刘砺闻于庆元己未(1199)，时朱熹七十岁。）
查今本《本义》，注文正是“言不为过”，当是朱熹六十四岁以后修改的结果。
第八则材料，见载于《语类》卷七十一，亦为暖渊所闻。也表明朱熹在六十四岁以后曾修改《本义》底稿。这条语录记载朱熹讲论离卦六二爻，曰：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丽乎正”、“丽乎中正”，次第说六二分数多。此卦唯这爻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说，只得且说“未详”。
“未详”二字，盖为当时《本义》注文。查今本《本义》，无“未详”二字，径注曰：“黄，中色。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这个改动当发生在暖渊所闻之后，即朱熹六十四岁以后。
第九则材料，见载于《语类》卷七十，为董铢所闻。它表明朱熹六十七岁以后曾修改《本义》底稿。此条语录曰：
问：“大师克相遇”，《本义》无说，何也？曰：旧说只用大师克胜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师之克，见二阳之强，则非也。铢曰：二五本自同心，而为三四所隔，故“先号咷”，“先”，谓理直也。大师克而后相遇，则后笑矣。盖亦义理之同，物终不得而间之，故相遇也。先生颌之。
“‘大师克相遇’，《本义》无说”，表明当时的《本义》手稿尚未注同人卦“大师克相遇”一句。查今本《本义》，则有注：“五刚中正，二以柔中正相应于下，同心者也。而为三四所隔，不得其同。然义理所同，物不得而间之，故有此象。”注文内容，当是取自董铢所论。董铢所闻，是在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以后。朱熹取董铢说入《本义》手稿，应是庆元二年以后，即六十七岁以后事。
第十则材料，见载于《语类》卷七十六和《朱文公易说》卷十四，是林学蒙和沈僴记录的两条语录。它们表明朱熹六十九岁时曾修改《本义》的底稿。《朱文公易说》卷十四沈僴记：
问：“‘巽称而隐’。称，称扬也。”“隐”字何训？曰：隐，不见也。如风之动物，无物不入，但见其动而不见其形。（笔者注：《语类》卷七十六亦收此条语录，而无“称，称扬也”一句。）
沈僴所闻，为庆元四年（公元1198年）以后。沈僴这条语录说明了两件事：一，“称，称扬也”，为《本义》原注；二，直到庆元四年，《本义》对“隐”字尚未作训解。《语类》卷七十六，林学蒙记录朱熹讲论《系辞下传》“巽称而隐”曰：
问“巽称而隐”。曰：以“巽以行权”观之，则“称”字宜音去声，为称物之义。……某前时以“称扬”为说，错了。（注：根据《语录姓氏》，林学蒙闻于绍熙甲寅(1194)以后，即朱熹六十五岁以后。）
林学蒙所闻的时间，是绍熙甲寅（公元1194年）以后，此条语录说：“某前时以‘称扬’为说，错了。”说明它不早于“沈僴所闻”时间，即庆元四年。查今本《本义》，相应注文曰：“巽，称物之宜，而潜隐不露。”一方面修改了对“称”字的误训，另一方面增加了对“隐”字的训解。这个修改当发生在”沈僴所闻”和“林学蒙所闻”以后，即庆元四年或以后。鉴于另有证据表明朱熹庆元五年时的一些新观点没有改入《本义》（见下文），则“巽称而隐”注文的这个修改，应当发生在庆元四年这一年，朱熹时年六十九岁。
二、七十岁时，朱熹的一些新观点不再写入《本义》
有两则资料，表明朱熹晚年确定了《本义》的最后稿，不再修改。第一则材料，是常被引用的《答孙敬甫书》：
《易传》初以末成书，故不敢出。近觉衰耄，不能复有所进，颇欲传之于人，而私居无人写得。只有一本，不敢远寄。俟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缘伪学禁严，不敢从人借书吏，故颇费力耳。（注：《朱熹集》卷六十三《答孙敬甫》第五书，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8～3309页。）
陈来先生《朱子书信编年考证》认为此书作于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或稍后（注：见陈来《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13页。）。此时朱熹自觉无力进一步修订《本义》，遂有封笔传布之意。
第二则材料，见载于《语类》卷七十：
“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旧时说只作论功行赏之时，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来“开国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别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则是勿更用他与之谋议经画尔。
此条讨论师卦上六爻的语录，林学履记于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朱熹时年七十岁。林学履又记：“先生云：‘此义方思量得如此，未曾改入《本义》，且记取。’”查今本《本义》，注文为：“小人虽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优以金帛可也。”正是所谓“旧时说”，新义没有改入。可知，朱熹七十岁以后，虽间有新说，却不再改入《本义》。
朱熹生前确定了《本义》的最后稿，但在朱熹的心目中，《本义》是一项未完的事业。朱熹曾说：
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本义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却于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于涉大川。至于刚上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本意，但今未暇整顿耳。（注：《语类》卷七十一，董铢录。）
董铢所记，是朱熹六十七岁以后的谈话。按朱熹设想，《本义》理想的模样，是上下经注只限于直解文意，十篇传注展开义理分析，将文王《易》归于文王，孔子《易》归于孔子。《语类》卷六十七，沈僴记：
先生于《诗传》，自以为无复遗恨，曰：“后世若有扬子云，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满于《易本义》。盖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为先儒说道理太多，终是翻这窠臼未尽，故不能不致遗恨云。
朱熹最终未能完成其理想，是学术史上的憾事。不过，朱熹于党禁艰难之中，仍考虑雇抄手抄写《本义》，“颇欲传之其人”，说明他对这个手稿是基本满意的。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七十岁的朱熹说道；
看《易》，先看某《本义》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参考。如未看他《易》，先看某说，却易看也，盖未为他说所汨故也。（注：《语类》卷六十七，吕焘录。据《语录姓氏》，吕焘所闻时间，是庆元己未(1199)。）
言语之间，对自己的《本义》颇为自信。
三、从《本义》封笔时间看《语类》与《本义》之不合
朱熹曾对《本义》底稿做长期修改，最后封笔于六十九岁，封笔后不再修改。在这个时间框架下，《语类》与《本义》在易学方面的分歧的一大部份，可获得合乎逻辑的解释。
第一种情况，《语类》所收，乃朱熹早期讲《易》之观点，朱熹后来修改了这些观点，并写入《本义》，以致《语类》与《本义》不合。以下例举七处：
其一，《语类》卷七十五，扬方录：
“神明其德”，言卜筮。（原注：尊敬也，精明也。）
此条讲论《系辞上传》“圣人以此齐戒，以神明其德”的语录，为扬方庚寅年（公元1170年）所闻，时朱熹四十一岁。到六十四岁，朱熹的解释改为：
“是兴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开民，使民皆知。前时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这个开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注：此条语录，暖渊闻于绍熙癸丑(1193)，时朱熹六十四岁。）
《本义》取后一说，曰：“（圣人）是以作为卜筮以教人，于此焉齐戒以考其占，使其心神明不测，如鬼神之能知来也。”
其二，《语类》卷七十四，金去伪录曰：
“继之者善”是二气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气化已后事。
此条讲论《系辞上传》“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的语录，为金去伪乙未（公元1175年）所闻，时朱熹四十六岁。《本义》注曰：“继，言其发也；善，谓化育之功；阳之事也。成，言其具也；性，谓物之所受；言物生则有性而各具是道也；阴之事也。”《本义》的观点当为后起。
其三，《语类》卷七十四，黄录曰：
问“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谓卦及爻之初终，如“潜、见、飞、跃”，循其序则安。
此条讲论《系辞上传》的语录，为黄戊申（公元1188年）所闻，时朱熹五十九岁。《本义》注曰：“‘易之序’，谓卦爻所著事理当然之次第。”《本义》的观点当为后起。
其四，《语类》卷七十七，暖渊录曰：
“赞于神明”，犹言“治于人”相似，谓为人所治也。“赞于神明”，神明所赞也。……是说见助于神明。……这只是就道他为神明所赞，所以生出这般物事来，与人做卦。
此条讨论《说卦传》“幽赞于神明而生蓍”的语录，为暖渊癸丑（公元1193年）所闻，时朱子六十四岁。《本义》注云：“幽赞神明，犹言‘赞化育’。《龟策传》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茎长丈，其丛生满百茎。’”《语类》的观点，是神明助人；《本义》的观点，是人助化育；正是方向相反的诠释。《本义》的观点当为后起。
其五，《语类》卷七十六，暖渊录曰：
“乾坤，易之门”，……似那两扇门相似，一扇开，便一扇闭。只是一个阴阳做底，如“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
此条讨论《系辞下传》“乾坤其易之门邪”的语录，为暖渊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所闻，是用“坤阖乾辟”解释“乾坤其易之门”。《本义》注曰：“诸卦刚柔之体，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门’。”用“乾刚坤柔”解释“乾坤易之门”。《本义》的观点当为后起。
其六，《语类》卷七十，暖渊录曰：
“鸣谦”在六二，又言“贞”者，言谦而有闻，须得其正则吉。盖六二以阴处阴，所以戒他要贞。谦而不贞，则近于邪佞。
此条讨论谦卦六二爻辞“鸣谦，贞吉”的语录，为暖渊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所闻，朱熹此时的观点是“得其正则吉”。《本义》注云：“柔顺中正，以谦有闻，正而且吉者也。”其观点是“正而且吉”。《本义》的观点当为后起。
其七，《语类》卷七十，暖渊录曰：
“介于石”，言两石相摩击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顷，不待终日，而便见得此道理。
此条讨论豫卦六二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的语录，为暖渊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所闻。《本义》注云：“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独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静而坚确，故其思虑明审，不俟终日而见凡事之几微也。”《本义》观点当为后起。
第二神情况，《语类》所记为朱熹七十岁或七十一岁时的新观点，此时《本义》已封笔。朱熹把新观点口授给门人弟子，通过门人弟子笔记，最后收载于《语类》。故《语类》与《本义》不合。以下例举六处：
其一，《语类》卷七十一，沈僴录曰：
“噬肤灭鼻”。肤，腹腴拖泥处，灭，浸没也。谓因噬肤而没其鼻于器中也。
此条讨论噬嗑卦六二爻“噬肤灭鼻”的语录，沈僴录于庆元戊午（公元1198年）以后。《本义》注曰：“以柔乘刚，故虽甚易，亦不免于伤灭其鼻。”沈僴所录新观点未改入《本义》。
其二，《语类》卷七十，沈僴录曰：
六三之“观我生进退”者，事君则观其言听计从，治民则观其政教可行、膏泽可下，可以见自家所施之当否而为进退。
此条讨论观卦六三爻辞的语录，是沈僴记录的一大段语录的一部分。这一大段语录中提到了刘砺（字用之），说明此次讨论发生于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朱熹时年七十岁。朱熹对“观我生进退”的新解释，还见于《语类》同卷另一条语录，为董铢录：
或问：六三“观我生进退”，不观九五，而观己所行通塞以为进退否？曰：看来合是观九五。大率观卦二阳在上，四阴仰之。九五为主，六三“观我生进退”者，观九五如何而为进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远，所观不明不大。六四却见得亲切，故有“观光利用”之象。六三处二、四之间，固当观九五以为进退也。
查今本《本义》，观卦六三爻注云：“六三居下之上，可进可退，故不观九五，而独观己所行之通塞以为进退。”则董铢笔记中“或问”所引“不观九五，而观己所行通塞以为进退”，正是《本义》之文。朱熹答曰“看来合是”、“固当”，表现出有修正《本义》之意。沈僴和董铢记录的两条语录表明，在庆元二年到庆元五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很可能在庆元五年），朱熹对“观我生进退”有了新解释，然终未改入《本义》。
其三，《语类》卷七十五，林学履录曰：
“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是占得一卦，则就上面推看。如乾，则推其“为圜、为君、为父”之类是也。
此条讨论《系辞上传》的语录，林学履闻于庆元己未（公元1199年），朱熹时年七十岁。《本义》注曰：“谓已成六爻而视其爻之变与不变以为动静，则一卦可变而为六十四卦，以定吉凶。凡四千九十六卦也。”知林学履所录新观点未改入《本义》。
其四，《语类》卷七十二，暖渊录曰：
“遁尾厉”，到这时节去不迭了，所以危厉，不可以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
这是在讨论遁卦初六爻辞，其意同于今传《本义》注文：“遁而在后，尾之象也，危之道也。占者不可以有所往，但晦处静俟可矣。”乃是延用程颐《易传》说。同卷又有董铢录曰：
问：“遁尾厉，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当晦处静俟耳”，此意如何？曰：程《传》作“不可往”，谓不可去也。言“遁已后矣，不可往，往则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为无灾”。某窃以为不然。遁而在后，尾也。既已危矣，岂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辞看，尤分明。
问者引用《本义》发问，朱熹的回答与《本义》注文有较大差异。暖渊所记，为朱熹六十四岁时的观点。董铢所记，为朱熹六十七岁以后的观点。今传本《本义》沿用了暖渊所记的观点，未将董铢所记的观点改入。
其五，《语类》卷七十二，刘砺录曰：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个南，如看命人“虚拱”底说话。
此条讲论升卦彖辞的语录，刘砺录于庆元己未（公元1199年），朱时年七十岁。《本义》注文为：“升，进也，上也。卦自解来，柔上居四。……南征，前进也。”刘砺记录的观点未改入《本义》。
其六，《语类》卷七十三，沈僴录曰：
巽，风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诏令之入人，沦肌浃髓，亦如风之动物也。
此条讲论《彖传》“重巽以申命”的语录，沈僴录于庆元戊午（公元1198年）以后。此语录附有注文曰：“学履录云：‘如命令之丁宁告戒，无所不至也。’”估计沈僴与林学履同闻于庆元五年，时年朱熹七十岁。《本义》注曰：“巽顺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沈僴记录的观点未改入《本义》。
《本义》对暖渊记录的观点多有修正，是因为暖渊所闻的时间较早。《本义》未收入林学履、刘砺记录的新观点，是因为此时《本义》已经封笔。董铢所闻的时间，纵跨《本义》封笔前后，故所记“大师克相遇”的内容改入了《本义》，而“观我生进退”的内容没有改入本义。“沈僴所闻”的情况与“董铢所闻”相似。
四、两条曾反复修改的注文
《系辞上传》有“齐小大者存乎卦”一句，对此句，朱熹五十九岁、六十五岁前后、七十岁各有一说，《本义》保留的是六十五岁时的观点。与此相似，朱熹对比卦九五爻辞“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一句，先后也有三说，其中早、晚两种解释见载于《语类》卷七十，中期解释见于《本义》。
首先来看“齐小大者存乎卦”一句。“齐”，王肃、韩康伯、孔颖达、胡瑗皆以“分辨”训之，意谓分辨大卦与小卦；张载、张浚皆“均齐”训之，意谓各卦平等，无大小之别。“小大”，王肃释曰：“阳卦大，阴卦小。”（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四库全书》本《周易集解》，第210页。）孔颖达释曰：“象有小大，故齐辨物之小大者存乎卦也，犹若泰则‘小往大来，吉亨’，否则‘大往小来’之类。”（注：孔颖达：《周易正义》，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1980年版，第77页。）胡瑗释曰：“阳主刚明而有生成之德，故其德大。阴主柔顺而有消剥之行，故其德小。故六十四卦皆本阴阳刚柔之理以定其位也，故有大有小，君子必当明辨之。至如乾之与坤、泰之与否，损之与益，小过与大过，既济与未济，是皆所用不同，有小有大。”（注：胡瑷：《周易口义·系辞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载释曰：“卦有称名至小而与诸卦均齐者，各著其义也。盖称名小而取类大也。”（注：张载：《横渠易说》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浚释曰：“卦之所设，本乎阴阳，阴小阳大，体固不同。”（注：张浚：《紫岩易传》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各家之说颇有不同。朱熹长期摇摆于诸家之间，曾多次修改自己的观点。《语类》卷七十四有万人杰所记语录：
“齐小大者存乎卦”。齐，犹分辨之意，一云“犹断也”。小，谓否、睽之类。大，谓泰、谦之类。如泰、谦之辞便平易，睽、困之辞便艰险，故曰“卦有小大，辞有险易”。
同样的观点，见于同卷黄所记语录：
“齐小大者存乎卦”。曰：“齐”字又不是“整齐”，自有个如“准”、如“协”字，是分辨字。泰为大，否为小。“辞有险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险。泰、谦之类说得平易，睽、蹇之类说得艰险。
在朱鉴编纂的《朱文公易说》中，有吴必大所记语录：
问：“齐小大者存乎卦”，龟山曰“阳大阴小”，如何？曰：“齐”，如“分辨”之义。泰卦为大，否卦为小。“卦有小大，辞有险易”，遇好卦便说得平易，如泰、谦之类是也。凶卦便说得艰难，如睽、困之类是也。
三人所记的内容基本一致，可能同闻于朱熹的某一次讲论。根据《语录姓氏》，万人杰闻于淳熙庚子（公元1180年）以后，黄闻于淳熙戊申（公元1188年），吴必大闻于淳熙戊申（公元1188年）、己酉（公元1189年）两年。三人所闻时间交叠于淳熙戊申，则此次讲论极可能发生于此年，时朱熹五十九岁。从这三条语录可知，五十九岁的朱熹以“分辨”训“齐”，以“卦义好坏”解释“小大”，不取龟山杨时“阳大阴小”说。
这次讲论之后，朱熹曾接受杨时说，修改了自己的观点，这可由《语类》卷七十四林学蒙所记语录看出来。林学蒙记曰：
问：“卦有小大，辞有险易”。阳卦为大，阴卦为小，观其爻之所向而为之辞。如“休复吉”底辞，自是平易；如于“困于葛藟”底辞，自是险。曰：这般处依约看也是恁底，自是不曾见得他底透，只得随众说。
“问”中“阳卦为大，阴卦为小”，正是今本《本义》“齐小大者存乎卦”注文“小谓阴，大谓阳”的文意。“问”中“观其爻之所向而为之辞”，正是今本《本义》“卦有小大，辞有险易”注文“小险大易，各随所向”的文意。林学蒙所闻，是在绍熙甲寅（公元1194年）以后。根据林学蒙记录的这一条语录，我们知道朱熹在绍熙甲寅即六十五岁前后，曾改变自己五十九岁时的观点，取“阳大阴小”说入《本义》。从“自是不曾见得他底透，只得随众说”一语来看，朱熹对这个选择不太满意。
七十岁时，朱熹又修正了六十五岁前后的观点。《语类》卷七十四有林学履记录于庆元己未（公元1199年）的一条语录：
问：“卦有小大”……曰：看来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复，如泰，如大有，如夬之类，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过底，尽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谓“卦有小大，辞有险易”。大卦辞易，小卦辞险。
所谓“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是以“卦义好坏”解释“小大”。而视复、泰、夬等卦为“好底卦”，又暗含着“阳大阴小”的观念。可见朱熹晚年的观点，是主取“卦义好坏”说，兼取“阳大阴小”说。
朱熹五十九岁时，是用“分辨”训“齐”，用“卦义好坏”解释“小大”，不肯采用“阳大阴小”说。六十五岁前后，是用“定”训“齐”，采用“阳大阴小”解释“小大”。七十岁时，则兼用“阳大阴小”与“卦义好坏”解释“小大”。五十九岁的观点，已被《本义》放弃，却通过《语类》、《朱文公易说》存留下来。七十岁时的观点比较成熟，却未改入《本义》，也靠《语类》得以流传。《本义》所存，是六十五岁前后的观点。由于这样的缘故，不但《语类》不能与《本义》相合，而且《语类》内部的记载也不能一致。
下面再看“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一句。对这一句，《伊川易传》有很长的注文，择其要者如下：
天子之畋围，合其三面，前开一路，使之可去，不忍尽物，好生之仁也。只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兽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显明其比道，天下自然来比，来者抚之，固不煦煦然求比于物。……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为之者也。“邑人不戒，吉”，言其至公不私，无远迩亲疏之别也。……诫，期约也。待物之一，不期诫于居邑，如是则吉也。圣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于“显比”见之矣。
朱熹对程颐《易传》不满，主要因为它发挥义理太过，远离了《易》文本义。在六十四岁或五十八岁时，朱熹就怀疑程颐对“邑人不诫”的解释，说：“恐《易》之文义不如此耳。”（注：见《语类》卷七十，张洽录。根据《语录姓氏》，张洽闻于淳熙丁未(1187)、绍兴癸丑(1193)，即朱熹五十八岁和六十四岁这两年。）根据《语类》卷七十暖渊记录的一条语录，我们知道朱熹六十四岁对“邑人不诫”的理解是：
“邑人不诫”，如有闻无声，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相似。
朱子之意，“盖言王者田猎，而近郊之处略不惊扰”（注：李光地：《周易折中·比卦》，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06页。），即纯以畋猎之事解释“邑人不诫”。但这样解释也引起一个困难，即不能圆说“显比”之义。所以这以后朱熹又两次修改其观点。
为叙述方便，先来看朱熹七十岁时的观点。《语类》卷七十，刘砺记录朱熹七十岁时讲论比卦说：
比九五“邑人不戒”。盖上之人显明其比道，而不必人之从己。而其私属亦化之，不相戒约而自然从己也。
程氏用“不煦煦然求比于物”解“王用三驱”，用“大公无私”解“邑人不诫”，朱熹晚年取程氏“不煦煦然求比于物”的思想解“邑人不诫”，已经不再排斥程颐之说了。
然而，查《本义》比卦九五爻注文，发现它既不同于朱熹六十四岁时的观点，也不同于朱熹七十岁时的观点。《本义》注文为：
盖虽私属，亦喻上意，不相警备以求必得也。
《本义》中的观点，似是说王者之私属能明了王者用心，故不强行擒获禽兽（喻收取人心）。
比较朱熹对“邑人不诫”的三次解释，六十四岁纯以畋猎之事为说，《本义》兼取畋猎之事和显比之事为说，七十岁则纯取显比之事为说。其中，《本义》的观点是介于六十四岁和七十岁两个观点之间的一个中间观点。从时间上推测，六十四岁时的观点在《本义》中被修改，《本义》的观点又在七十岁时被否定。七十岁时的观点未再改入《本义》。
《语类》为门人弟子笔录，间或不能完全反映朱熹本意；经多次整理翻刻，难免产生错讹。朱熹去世后，门人可能会对《本义》底稿略加整理；《本义》在流传中也可能产生一些变化。虽然有种种不确定因素存在，但从本文汇集的二十几项材料，仍可窥见《本义》成稿过程的大致情况。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