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何兹全
[提要]钱先生认为人类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在变，时时在发展，发展中有进步。
钱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在和平安定中才有进步。这是一种中庸史观，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的继承。
钱先生继承了中国“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钱先生是爱国家，爱中华民族的。钱先生提倡普及历史知识。一国的国民必须知道本国历史并爱敬本国历史，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钱先生对历史是从通和专、全面和局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进行研究的。有他的历史哲学，也有他的科学治史方法。钱先生的史学思想和治史方法，使他自己达到一代史学宗师的境地，也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弟子和后代学人。
钱穆宾四先生的学问，博大精深。我虽忝列门墙，对先生的学问只不过持管窥豹，即有一得之见．实又不辨此一得之真谛。
本文题目“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有丰富的内容可以发挥。但由于我研究不够，难能完成任务。本文只是读《国史大纲》和《中
国文化史导论》的一点札记而已。值此钱先生百岁冥寿，聊书所识，以志对先生的怀念。
对钱先生的史学思想，分述如下题：
一、自然环境
二、发展、进步
三、唯心史观
四、宏观和微观
五、经世致用
六、结语——两点感想
一、自然环境
钱先生认为：人类文化，从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一是游牧文化；二是农耕文化；三是商业文化。此三型文化，又可分为两类，游牧、商业文化为一类，农耕文化为又一类。
钱先生认为文化类型的不同，导源于生活方式的不同。而生活方式的不同，是受自然环境决定的。钱先生说：“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响到文化精神”①。“游牧文化发源在高寒的草原地带，农耕文化发源在河流灌溉的平原，商业文化发源在滨海地带以及近海之岛屿。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文化型。”又说：“三种自然环境决定了三种生活方式，三种生活方式，形成了三种文化型。”②
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生活着的民族，大体不出这三种类型。就这三种文化类型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出现的顺序来看，农业类型最早。世界文明的几个古国像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都是农业型民族国家。这些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都是有利于农业的兴起
和发展的。埃及的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泛滥的沉淀，使土地肥沃；定期泛滥，又有利于农田灌溉。巴比伦地居两河流域，充足的河水灌溉，也使农业得以发展。印度和中国是两个大型农业国。印度文明最早起于印度河流域，农业也是发达的。中国文化文明，最早起于黄河中下游流域。这里河流纵横，宜于农业发展。其次在历史舞台上显露头角的是希腊、罗马。希腊地区没有大河，中部多山，山水顺山谷而下，把近海地区分为不大的块块平原，土地不肥沃，不宜农业。希腊半岛，地处地中海东部，东对小亚细亚，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群岛星罗棋布，为古代希腊人提供了航海经商的有利条件。游牧民族的兴起，欧洲有日耳曼，中国有匈奴。自然条件决定他们只有从事游牧业，过游牧生活。
三种类型的自然环境，又决定着各地区内各个民族的精神、心态和历史发展。
钱先生认为，草原与滨海地带，其所凭以为资生之地者常感其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于是遂有强烈的“战胜与克服欲”。故草原、滨海民族对外自先即具敌意。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的“对立感”。故此种民族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业民族生活所依赖的，一是气候，二是雨泽，三是土壤。此三者皆非人类自身力量所能安排。时代愈古，愈是如是。故而似若冥冥中已有为之布置妥贴而惟待人之信任与忍耐以为顺应，无所用其战胜与克服。故农业民族文化之最内感是“天人相应”。其自勉则日“安分”和“守己”。故此种文化的特性是“和平”。
游牧、商业民族是征战的、侵略的，农业民族是要求和平的。两者相遇，农业民族欲求和平而不得。人类历史就在这种民族矛盾中艰难地前进。钱先生说：“游牧、商业文化，常为富强的，而农业文化则为安定的。然富者不足，强者不安，而安足者又不富强。
以不富强遇不安足，则虽安足亦不安足，于是人类文化乃得永远动荡而前进。”③
自然环境也决定着这一地区国家民族的命运。同是农耕民族，可供农耕的地区有大有小，命运也就不同。钱先生说：“农业文化有大型、小型之别，又有新农、旧农之别。何谓大型、小型?古代如埃及、巴比伦等皆小型农国，其内部发展易达饱和点，其外面又不易捍御强暴，因此占代小型农国之文化生命皆不幸而夭折。独中国为古代惟一的大型农国，因此其文化发展，独绵延于四五千年之久，至今犹存，堪为举世农业文化和平发展最有成绩之惟一标准。”④
这话说的真好。古埃及在非洲北部尼罗河两岸。农业靠尼罗河水涨水落，解决灌溉水利。极为富庶。文化、文明起源早。但区域小，人口少，势力单薄．常为外来强族征服，文化中断。巴比伦在波斯湾北岸两河流域，土地肥沃，农业兴盛。文化、文明起源也早。但和埃及一样，区域狭小，历史上也是常为外来人征服。这是小型农国，同其命运，为外来者征服。中国是大型农国，政治上虽有被征服，但文化却绵延不断。这是受自然环境决定的又一种命运。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支配是有条件的，随着交换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和支配会越来越小。交换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类的生活境界．使人类生活逐渐不只靠本地的自然条件所能生产的物品来生活。依靠交换它可以取得本地不生产而别地区的生产品。荀子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泽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鱼，农夫不靳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贾不耕田而足菽粟。”⑤
荀子所说“中国”，是说“中原”地带。前四句说的是东、西、南、北四方和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关系。后四句说的是农工商虞四民间的经济交换关系。从荀子的话里可以知道，战国时期，自然环境对人民生活的影响，由于交换经济的发展，已逐渐削弱不像远古时期的重要了。
高科技的发展，也使自然环境的影响逐渐缩小，将来会更加缩小。高科技的发展，机器的创造、文明的进步．使人们的生活逐渐脱离土地的支配，使人们的生活大大地不依靠农业、牧畜业、渔业的简单生活。人类越原始，吃、填饱肚子，在生活中的地位越重要。人和动物一样，一天到晚的奔波都是为吃。吃越重要，越离不开自然环境的影响甚至支配。人越文明、科技越发展，自然环境的影响、支配力越小。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已不是简单的自然生产物品，而是经过加工制造的。就是吃的东西，也都是经过加工制造的。科学技术越发展，自然环境的作用就越小。但说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小，是就发展来说的。却并不是说自然环境对人的思想、心态的影响会消失，更不是说自然环境对人的思想、心态已经起过的影响，如一个民族国家已经形成固定下来的文化类型，会走向消失。这是不会的。不但不会消失，而是永远起着作用。
钱先生认为中国民族和中国文化，在古代已经抵御住草原游牧民族的入侵，在现代必然仍能抵御住现代西方新科学新工业国家的侵略，自己成为一个新科学新工业发达的大型农业国。钱先生说：“今日则新的商业文化继起，其特征乃各有新科学新工业之装备，因此中国虽以大型农业国对之，不免相形见绌。……然此非农耕文化不足与商业文化相抗衡。苟使今日之农业国家亦与新科学工业相配合．而又为一大型农国，仍可保持其安足之感。”⑥
不仅如此，钱先生还认为自然环境、农业文化给予中国爱好和平的文化心态，性能必能使中国领导当前之世界和平，对当前
之世界和平作出绝大之贡献。钱先生说：“美、苏皆以大型农国而又有新科学新机械之装配，然其传统文化未必为农业的。换言之，即未必为和平的。中国则为举世惟一的农耕和平文化最优秀之代表，而其所缺者，则为新科学新机械之装备与辅助。然则中国之改进，使其变为一崭新的大型农国而依然保有其深度之安足感，实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⑦
生为中国人，我们应当从钱先生的话里，受到激励，受到鼓舞。
二、发展、进步
钱先生认为人类历史是变动不居的，时时在变，时时在发展。发展变化中有进步。
钱先生说：“凡治史有两端，一日求其‘异’，二曰求其‘同’。何谓求其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者，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此一法也。何谓求其同?从各不同之时代状态中，求出其各‘基相’。此各基相相接，相连贯而成一整面，此为全史之动态。以各段之‘变’形成一全程之‘动’。即以一整体之‘动’，而显出各分部之‘变’。于诸异中见一同，即于诸同中出诸异。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此谓求其同。此又一法也。”⑧
这段话，看出钱先生的历史发展变化观。我们看到，人类历史是在时时发展变化中的，而两个时代间的过渡时期，其与前、后两个时代的不同即“异”最为显著也最易被看出。这个时期的
“变”，其所以最显著而又最易看出：是因为它是“质变”，是突变。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特性即“个性”，而各个时代中又都含着“共性”。个性以显各个时代的“异”，共性以显各个时代的“同”。历史有发展、有变化，发展、变化中又有其连贯性。钱先生上面这段话，最集中地反映了钱先生的历史不断发喂、不断变化观。研究历史，要看到各个时代的特性、个性，即各个时代的“异”，也要看到各个时代相联贯的一条线，钱先生称之为“基相”，即各个时代的共性。钱先生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始终是一脉相承而没有中断的。先秦以前称作华夏、汉以后称作汉的民族，始终是中国的主干民族。少数民族不断参加进来，汉族即不断扩大。中国文化也是一条线，始终一脉相传。先秦就已形成的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骨干传统，一脉相传，代代演变下来，有“变”而无“断”。钱先生讲到商、周关系，即说：“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颇见其有一脉相承之迹。”⑨对于夏、商文化关系，也说：“古史已难详论，然夏、商两代就文化大体言之，似是一系相承，并无甚大显著之不同。”⑩这个“一脉相承”、“一系相承”，就是历史发展中的共性。亦即钱先生所说的“同”、“基相”。
钱先生的历史发展变化观，贯穿到钱先生的学术著作中，在《国史大纲》中最为显著。钱先生看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又看到变中的进步，看得又非常深刻。
现以隋以前的历史为例，看看钱先生怎样论述它的发展变化。
钱先生认为禹和禹以前是部落时代。钱先生说，中国可靠的古史应从虞讲起。“当时尚未有国家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11)“禹之后有启，盖至是而始进于君位世袭之时代，则已俨然有国家之规模矣。”(12)
西周春秋时期，中国进入封建、贵族、城邦国家时代。“商代耕稼、种植、牧畜、建造，关于人类生事各方面之文化程度，已
颇像样。”(13)武王灭殷，“造成中国古史上更灿烂、更伟大的王朝”(14)。周人所建立的国家是“封建帝国”(15)。而西周之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16)。其所建立的国家，是些“耕稼城邦之国”(17)，“诸夏耕稼民族之城市联盟”(18)。“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明、极细腻雅致的时代。”(19)
钱先生也把西周春秋的国家看作“封建帝国”，但这种封建的要义在于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和军事占领”。更重要的是钱先生已看到这时的国家是“城邦之国”，是“城市联盟”。钱先生看到西周春秋国家的本质。
战国秦汉时期，中国进入城市、商业兴起，奴隶众多的年代。“春秋以至战国，为中国史上一个变动最激剧的时代。”(20)“封建贵族渐渐崩溃，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旧贵族没落。商贾与军人二者代之而兴。而商业大都市亦陆续兴起。”(21)“当时商贾经营事业，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植、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22)钱先生认为秦汉时代是平民时代。“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亡秦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政权之初创。”(23)“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知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24)钱先生认为汉代人民都是国家公民。他说：“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25)
对战国秦汉时代的这些认识都是深刻的、高明的。钱先生看到战国秦汉时代：城市的兴起，商业交换经济的发达、奴隶的众多和使用于生产部门，以及平民的国家公民地位。看到或者是大家都能看到的，贵在钱先生能看到这些因素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和
所占地位。有的人也能看到，但不重视，泛泛地认为它存在，但不是时代的代表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进入变相的封建时代。这是个倒退和逆转的时代。钱先生说：“人类历史之演进，常如曲线形之波浪，而不能成一直线以向前。”(26)“东汉王室逐步脱离民众，走上黑暗的路。”(27)“董卓领著凉州兵东到洛阳，中国历史便从此走上中衰的路去。”(28)
魏晋南北朝时期，除西晋短期“统一政府之回光返照”外，长期陷入分裂内乱时期。“贵族世袭的封建制度，早已在战国、秦、汉间彻底打破。然而东汉以来的土族门第，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地位，几乎是变相的封建了。”(29)农民身分在降低。“农民在大动乱中，无所托命，不得不依存于当地或附近的强宗豪族。强宗豪族把他们武装起来，成为一种自卫的集团，他们便成为强宗豪族的部曲。如是则农民由国家的公民，一变而为豪族的私属。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30)“兵卒在当时的社会上变成一种特殊卑下的身分，固与贵族封建时代兵队即贵族者有异，亦与西汉定制，凡国家公民皆需服兵役者不同。军人的地位，只与奴隶、罪犯相等，从军只是当苦役。国家的军队，实质上亦如私门的部曲与僮客，他们没有公民的地位。”(31)
上面这些论述，说明钱先生是用“历史是发展变化、变动不居”，变动中有进步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历史的。钱先生也注意了历史不是直线发展的，发展有曲线甚至是倒退。钱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一段，就是历史的倒退。
发展变化，变动中有进步的历史眼光，使钱先生对中国历史看得非常深刻。他对西周城邦国家、战国秦汉商业的发展、奴隶制发展的认识，对魏晋南北朝经济倒退、农民身分的降低、士族贵族的封建性格的认识，都是很高明的。他看到了历史的真实。
三、唯心史观
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向前的原动力是什么?历来史学家，也可以说历来思想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大别之不外两者，一派人说：人的思想、精神或者神推动人类社会历史不断发展、不断向前；一派人说：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进步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发展。前者被称为唯心的，后者被称为唯物的。也有人把两者结合起来，思想、精神、心态推动历史前进；物质生产力、生产工具也推动历史前进。
钱先生是唯心的。
钱先生说：“全史之不断变动，其中宛然有一进程。自其推动向前而言，是谓其民族之‘精神’，为其民族生命之泉源。自其到达前程而言，是谓其民族之‘文化’，为其民族文化发展所积累之成绩。”(32)又说：“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33)
对于中国史上的大变动，钱先生都是从精神和文化、思想方面给以解释的。东汉以后的中国，何以走上分崩离析的衰运，钱先生就是用精神来解释的。他说：“一个政权的生命，必须依赖于某一种理论之支撑。此种理论，同时即应是正义。正义授与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否则此政权将为一种黑暗的势力．黑暗根本无可存在，必趋消失。”(34)又说：东汉末期，“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35)又说：“国家观念之浅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观念之浅薄，逐次代之以朋友。此自东汉下半即已有此端倪，至三国而大盛。然而此种趋势，苟有一个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挽回。惜乎魏晋以下的思想，又万万读不到此，中国于是只有没落。”(36)又说：“历史的演变．并不依照一定必然的逻辑。倘使当时
的新政权，能有较高的理想，未尝不足以把将次成长的离心力重新团结起来，而不幸魏、晋政权只代表了一时的黑暗与自私。”(37)
由以上所引钱先生的话，可以体会到，钱先生是用精神来解释历史前进的动力的。他认为汉末统一所以破坏，是由于名士大族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此后国家民族陷于分崩割据，是由于国家观念的淡薄，君臣观念的淡薄。如果当时能有一种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未尝不可换回这种局面的出现。可惜魏晋以下没有一种更合理、更伟大的思想起来，于是中国只有没落。
钱先生论隋、唐之兴盛，也是归之于精神的力量的。他说：“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38)又说：“此种政治、社会各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39)
隋唐时，中国历史能再走上光明的路，出现一个盛世，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一个理性的指导。
钱先生唯心的思想中，有时也有“物”的成分。如他解释东汉统一的破坏时也说：“当时士族不肯同心协力建设一个统一国家，此亦可分两面说：一则他们已有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二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更健全、更伟大的观念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40)这里他所说的两方面，“二则”是唯心的，他们中间缺乏一个观点或理想可以把他们的离心力团结起来。“一则”就有些唯物的味道了，不统一是由于他们已有了一个离心的力量，容许他们各自分裂。这个力量是军队、领地、经济财富，总之是属于物的领域了。但在钱先生的整个史学思想体系里，“心”居首要地位，“物”居次要地位。
唯心、唯物两家谁对?现在是赞成唯物的说唯物对，赞成唯心
的说唯心对。个别改宗的有，但两派谁也说服不了谁。这个问题还要争论下去。大约这个问题需要争论到能够科学地证明真有一个上帝是造物者．或者科学地证明上帝是真的不存在的。但这一天，恐怕是永远不会有的。争论也将是永无止境的。
钱先生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中国历史在和平中才有进步。钱先生认为这和欧洲历史常常于斗争中发展进步是不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如火如荼，可歌可泣。划界线的时期，常在惊心动魄之震荡中产生。若以此意态来看中国史，则中国常如昏腾腾地没有长进。”(41)中国历史则常于“和平”中得进展。他说：“今于国史，若细心舐其动态，则有一至可注意之事象，即我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是也。”(42)又说：“中国历史上．亦有大规模从社会下层掀起的斗争，不幸此等常为纷乱牺牲．而非有意义的划界线之进步。……然中国史非无进展，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43)
在“和平中进展”的观点，也是贯穿于钱先生的著作中的。一部《国史大纲》，通论了自上古虞夏时期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期的中国历史，处处贯穿着这种思想：和平，则国势昌盛，经济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学术文化兴盛；战乱，则国势衰落，经济凋弊，人民生活涂炭，学术文化式微。
历史事实可以作这种思想、观点的注脚。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天宝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好时代。这些时代，都是经济繁荣、生活幸福、文化昌明的时代，而又都是和平时代。由于安定、和平，没有战乱，幸福的好时代才有可能。东汉末年，唐中叶以后，明末都是政治腐败，经济破坏．生民疾苦，社会动荡不安，战乱频仍，不安定，不和平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社会也没有进展。
如何才能保证和平、推进社会进步、避免动荡战乱呢?钱先生认为这要靠士大夫发挥作用了。钱先生很重视士大夫知识分子在
历史上的作用。钱先生认为“无论在政治法令上，以及经济权力上，全社会当逐渐走向平等的道路，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理想。”(44)钱先生把实现这种理想的责任放在读书人(士大夫、知识分子)身上。他说：“中国人一面看不起专以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人，一面又极推尊以提高文化人生为目的的读书人。把握此种理想而想法子来实现的这一责任。便在这辈读书人身上。”(45)因此，钱先生认为士大夫阶级有朝气、有生命力、奋发有为、在政治上有力量的时代，社会政治就安定，就繁荣兴盛。士大夫阶级消沉、无生气、意志堕落的时代，社会政治就会动乱、腐败、衰落。钱先生把士大夫在中国历史上起作用的时期，提出四个主要时期，他说：“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逸增逸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进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魏晋南北朝士迄隋唐，八百年间，土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46)
钱先生对历史上士大夫知识分子在政治取得地位和有助于士大夫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的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唐代的贡举、明清的科举，总是赞扬的，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特有的沟通朝野的好办法。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使儒生、士大夫渐渐
在政治上取得地位。钱先生称此为“政治渐受学术指导。此项转变，关系非浅。”(47)西汉后期(昭、宣、元、成一段)，出现士人“参政之新局面，公卿朝士，名儒辈出，且即庶僚下位，亦多学者”(48)。钱先生称赞说：“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政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的、有知识的士人政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49)
钱先生说：“士人们在政治上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政治思想，要逐渐发挥效力。汉儒论政，有两要点：一为变法和让贤论。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一)圣人受命，(二)天降符瑞，(三)推德定制，(四)封禅告成功，(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六)禅国让贤，(七)新人受命。二为礼乐和教化论。……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50)钱先生对王莽之“太涉荒诞”、“太过迂阔”，“完全是一种书生政治”不满，但对王莽失败，连带着变法禅让的政治理论也从此消失，是非常惋惜的。他说：“王莽失败后，变法禅让的政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政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平民的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51)变法禅让思想理论的消失，帝王万世一统思想的得势，这是中国发展上的大事，这是可以研究的大问题。
钱先生称赞两汉的察举和征辟制度。他说：“此等制度，使在野的声名，隐然有以凌驾于在朝的爵位之上”，“自有此项制度之存在，而士人在政治上遂能占有其地位。”(52)
国家兴盛在士大夫，衰亡亦在士大夫。钱先生论东汉以后的分裂时说：“国家本是精神的产物，把握到时代力量的名士大族，他们不忠心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试问统一国家何从成立。”(53)这段话，前面已引用过。士大夫不要统一，统一便不能成立。
钱先生论魏晋之失，亦多归之于士风消沉、不振。钱先生说：“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儒术。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在此时期，似乎找不出光明来，长期的分崩祸乱，终于不可避免。”(54)又说：“他们不愿为黑暗政权有所尽力，然他们自身亦多半是门第世族中人，依然不能脱身世外。以市朝显达而讲老、庄、其势不得不变为虚无，为浮沉，为不负责任。最先只是自谨慎，保全门第，而以后不免于为汰侈骄逸，否则为优游清谈。风尚如此，宜乎不能挽时代之颓波。(55)
总之，钱先生是用唯心的思想精神力量来解释历史的进展的，认为和平中才有进步。他特别重视士大夫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士大夫有朝气、参与政治，政治就好，历史就进步；否则社会就退步，衰败。从这里，我们看出钱先生对民主(士大夫是民中的一部分)的憧憬。
四、宏观与微观
研究历史要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手才能得其真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行，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也不好。要从全面和部分、整体和局部两方面进行。
钱先生把中国近代史学分为三派，一是传统派，二是革新派，三是科学派。钱先生认为三派各有长短。传统派亦可称为记诵派。此派主于记诵，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亦间为校勘辑补，是其所长。此派乃承前清中叶以来西洋势力未入中国时之旧规模即乾嘉学派者。此派之短则在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科学派，亦可称为改订
派。此派乃承“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潮流而起。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之整理，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其短亦同于传统派，缺乏系统，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身，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
钱先生认为三派之中，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然此派之缺点则在：“其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尤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曾无一顾之价值。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56)
钱先生对近代中国史学三派之评价：传统派、科学派，只见历史之局部不见历史之全貌，只见小不见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有微观元宏观；革新～派，见森林不见树木。其结果流于空疏，其所谓全史者，只不过是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其于历史，既不能如传统之博，亦不能如科学派之精。
钱先生对三派的批判，正反映钱先生治史的道路。他汲各派之长，避各派之短，他所走的是既有宏观又有微观的路。从宏观、微观两方面来治史。这可以从他一生所走过的治学道路和所取得的成果．得到证实。
我所听到的．钱先生成名之作是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据说顾颉刚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对钱先生、对钱先生的大作，都很欣赏。他们介绍这篇文章在《燕京学报》(1930年第7期)上发表，并随后请钱先生到北京来教书。当时我们学生中就传说，钱先生是自学成材，教了10年小学和10年中学，到大学来作教授的。
《刘向歆父子年谱》就是一篇考订精密而有创见的专题著作，是一篇对历史问题的微观著作。但这篇文章也显示钱先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他从对刘向、刘歆父子一生经历的精密考订人手，却在解决今古文经的一个大问题——刘歆是否遍伪了诸经。
从钱先生一生的主要著作中，都可以看出钱先生在研究问题时宏观和微观的结合。钱先生偏于微观的著作，考订问题非常精密、细致、深刻，但钱先生的考订一个局部问题也常常是在宏观指导下进行的。钱先生偏于宏观的著作，眼光高，从发展上看问题，又从全面看问题，但又是在微观精密的基础上提出宏观体系的。钱先生的博大精密处正在于：小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钻，一钻到底，得其奥蕴；大处则概括中国历史发展的全面大势，终成为一代宗师。
宏观、‘微观两面观察、研究历史，是正确的道路。钱先生正是这样作的，也正是这样示范于后学的。
五、经世致用
钱先生一生读书很博，精通“国学”(姑且暂用此名词)。但钱先生并非书呆子，书为人用，非人为书用。钱先生是抱着兴国安邦、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的。钱先生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的精神。
一部《国史大纲》就体现着钱先生经世致用的精神。他讲历史治乱兴亡，随时都注意总结历代所以兴所以亡的道理。以近代中国史为例，钱先生的经世致用思想和精神也是反映得极显著的。他反对乾嘉以来的只埋头于考证不问世事的风气，他说：“乾嘉朴学，既造成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而道光朝科举惟遵功令，严于疵累忌讳，一时风气，更使学者专心于小楷点画之间。当时所谓
正途出身者，已乏通才，何论损赀、劳绩异途之纷纷。”(57)钱先生所谓“通才”，指了解国家大事，有兴国治邦知识和才能的人。钱先生批评当时士人是“本不知变法图强为何事”。(58)钱先生是考据家，钱先生反对的当然不是考据。钱先生反对的是只知考据的书呆子，反对只知“训诂考据琐碎无当大体之风尚”。
钱先生极赞扬汉代的五经博士制度。他说：“将自秦以来的百家博士全取消了，而专设五经博士。专门物色研究古代典籍注意政治、历史、教育、文化问题的学者。让他们作博士官，好对现政府切实贡献意见。”(59)他称赞五经博士制度，就是由于它能培养关心现实政治的通才。。
钱先生是爱国家，爱我中华民族的。他的经世致用思想正是来自他爱国爱民族。
研究历史，正是为了爱国。钱先生认为欲求对现世进行改革，必须了解历史。鉴古才能知今。爱国思想来自对历史的真知。他说：“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当知旧。不识病象，何施刀药?仅为一种凭空抽象之理想，蛮干强为，求其实现，卤莽灭裂．于现状有破坏无改进。凡对于已往历史抱一种革命的蔑视者，此皆一切真正进步之劲敌也。唯藉过去乃可认训现在，亦惟对现实有真实之认识，乃能对现在有真实之改进。故所贵于历史知识者，又不仅于鉴古而知今，乃将为未来精神尽其一部分孕育与向导之责也。”(60)
他认为感情生于认识。他说：“必先认识乃生情感。”“爱国家民族则由于知识。”“若一民族对其已往历史无所了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必不能为其民族真奋斗而牺牲．此民族终将无争存于并世之力量。……凡今之断决胸而不顾，以效死于前敌者，彼则尚于其国家民族已经历史．有其一段真诚之深爱；彼固以为我神州华裔之生存食息于天壤之间。实自有其不可侮者在也。”(61)
历史对于国家之真爱的培育，对国家现状的改进，都是极为重要的。钱先生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经之历史有深厚之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对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我人今日所需之历史智认，其要在此。”(62)如何使本国国民对自己国家民族历史有知识，知其演化之真相，此种知识又能为其革新、改进国家民族的现状提供对症下药之方案，这就需要有一部好的“新通史”。钱先生说：“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而又具备两条件：一者必能将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知识；二者应能于旧史通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前者在积极的求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为全部历史所由推动之精神所寄；后者在消极的指出国家民族最近病痛之症候，为改进当前之方案所本。此种新通史，其最主要之任务，尤在将国史真态传播于国人之前，使晓然了解于我先民对于国家民族所已尽之责任，而油然生其慨想，奋发爱惜保护之挚意也。”(63)
钱先生《国史大纲》之作，实本于此。
前面已提到，钱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学分为三派，又各论其优劣。钱先生之《国史大纲》则为采各派之所长，避各派之所短，而造作之新通史。钱先生自己说：“此种通史，无疑的将以记诵、考订派之工夫，而达宣传革新派之目的。彼必将从积存之历史材料中出头，将于极艰苦之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相。将以专家毕生尽气之精力所萃，而为国人日月浏览之所能通贯。则编造国史新本之工作，其为难于胜任而愉快，亦可由此想见矣。”(64)
编造一部新中国通史，是如是困难，如是艰巨，又如是有意
义，而他却又是如是地有信心来“胜任而愉快”地完成这项任务。无他，这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经世致用”的精神使他如此。学历史、写历史，都是为了用，用于爱国，用于爱国主义教育。
六、结语——两点感想
读《国史大纲》后，有两点感想：
第一，几十年后重读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更体会到钱先生的思想锐敏和卓识高见。他读任何一本书，研究任何一个问题，都能深刻抓住问题的本质，精辟人里地揭示历史的本质，而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一部《国史大纲》，包罗万象，又言简意赅，把中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历史的真相，揭示出来。处处有新意，处处有创见。不管唯心、唯物，对他的解释可以有争论，对他的深刻、精到，都得佩服。
第二，我在祖国大陆被目为汉魏分期说的坚持者。我只意识到我的思想渊源是来自恩格斯、考茨基和陶希圣，读钱先生《国史大纲》，才惊识钱先生提出的：周、春秋是贵族政治，战国秦汉是平民政治．魏晋南北朝是变相的封建，并指出“汉末之荒残”(自然经济)、“农民身分之转变”(依附化，“变为豪族的私属”，“实在是农民身分之降低”)．到明清，才出现，“君主独裁”(专制主义)，我才意识到，当年听课受业钱先生对我的史学思想是有很深的影响的。我治的不是“钱学”，钱学的影响慢慢模糊。但钱先生的教诲，却潜移默化深入脑髓，忘其名而待其实。自以为是的一点小小成就，实与先生之教诲有关。余乃又欣欣然自喜，不厚忝列钱师门墙矣。
1995年3月26日灯下完稿。
注释：
①②《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页。
③同上书，第4页。
④《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
⑤《荀子·王制篇》。
⑥⑦《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第5页。
⑧《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
⑨《国史大纲》，第31页。
⑩同上书，第20页。
(11)(12)同上书，第12页。
(13)同上书，第30页。
(14)同上书，第37页。
(15)同上书，第36页。
(16)同上书，第45页。
(17)同上书，第57页。
(18)同上书，第64页。
(19)同上书，第71页。
(20)同上书，第92页。
(21)同上书，第90页。
(22)同上书，第136页。
(23)同上书，第128页。
(24)同上书，第149页。
(25)同上书，第328页。
(26)《国史大纲·引论》，第25～26页。
(27)《国史大纲》，第213页。
(28)同上书，第210页。
(29)同上书，第296页。
(30)同上书，第313—314页。
(31)同上书，第328页。
(32)《国史大纲·引论》，第11页。
(33)《国史大纲》，第215页。
(34)同上书，第213页。
(35)同上书，第215页。
(36)同上书，第218页。
(37)同上书，第219页。
(38)同上书，第394页。
(39)同上书，第414页。
(40)同上书，第215页。
(41)(42)(43)《国史大纲·引论》，第12页。
(44)(45)《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24页。
(46)《国史大纲》，第561页。
(47)同上书，第145页。
(48)同上书，第148页。
(49)同上书，第149页。
(50)同上书，第150—151页。
(51)同上书，第153页。
(52)同上书，第176页。
(53)同上书，第215页。
(54)同上书，第225页。
(55)同上书，第224页。
(56)《国史大纲·引论》，第3—4页。
(57)(58)《国史大纲》，第894页。
(59)《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02页。
(60)《国史大纲·引论》，第2页。
(61)同上书，第2—3页。
(62)同上书，第3页。
(63)(64)同上书，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