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牟宗三：熊十力哲学精神的继承者与拓展者
牟宗三作为熊十力哲学衣钵的传人，对熊子哲学思想的继承采取了康德式的批判态度，发扬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中国人说的尊师重道的精神。他敬仰熊子，但不盲从，不迷信，而是经过简别，择善而从。因此，他对熊子的学问与教导有褒有贬，既有同情地理解，也有善意地批评，既有继承，也有扬弃。虽然，牟宗三哲学接续了熊十力哲学，但是熊十力哲学是熊十力哲学，牟宗三哲学是牟宗三哲学。牟宗三哲学不同于熊十力哲学。简言之，牟氏对熊子的理解是同情地相应理解，牟氏对熊子的继承是忠实地批评继承。这种同情理解与批判继承的精神，牟宗三始终一贯，保持了一生。熊子《新唯识论》出版不久，身为弟子的牟氏就发表评论，在对新论作了极高的肯定的同时，也对其浪漫色彩加以批评，指出其“流转”概念不如《易经》的“流行”来得老实，其所用“生命”、“活力”来自柏格森，但与怀特海以缘起之扩延关系所表现的意味迥乎不同：前者玄妙、抽象、单纯；后者老实、具体、复杂。又说新论以“翕辟”幻现而成的动点解说现象界为科学之根据，──“动点”概念亦取自柏氏，其表意甚单纯、赤板而抽象，如此等等。还指出新论中的浪漫色彩实是因为浸润佛学日久之所致。[69]而到他晚年谈到《新唯识论》，在有所批评的同时，则又肯定了其把握儒学命脉的价值之所在。他指出：
熊先生之生命是有“真者”在，这“真者”就是儒家的本源核心之学，这点抓住了，就可以立于斯世而无愧，俯视群伦而开学风，这一点是儒家之为儒家的关键，我们就从这点尊重我们的老师。但他的缺陷我们也应知道，知道了，就有所警惕，警惕之，则可以定我们这一代学问奋斗的方向，此之谓自觉。[70]
此外，牟氏从读书治学方面，也对他的业师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子相处的日子里，熊子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氏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由此，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
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71]
从这件事，牟宗三总结到：
一个人不能先有偏见摆在胸中，一有偏见，凡事判断皆差，这时须要有明眼人一下点出，而且最好是师长辈。告诉他：不赞成可以，但不可做错误的了解。[72]
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出，牟氏居然对他最尊敬的老师也不讳过，那么他对其他的尊者也同样不会留情面，至于对那些不在他的尊者之列的人，批评就会更严厉了。实际上，牟氏高狂不拘，疾恶如仇，批判性特强，言辞犀利，十分尖刻，机智而幽默，为此也得罪过不少人。他反帝反专制，爱祖国爱民族，追求自由与民主，尊崇哲学智慧与科学精神至死不渝。虽然他一生坎坷多艰辛，然而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他依然故我，批判精神不易，利器锋芒不减，他的批判性格与鲁迅颇有近似之处[73]，但他较鲁迅骄狂，豪爽，洒脱，幽默与乐观，与鲁迅激烈地反传统的态度适为相反，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守护神，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喜欢批评人，但不喜欢论战，他面对来自别人的误解，却能承受与宽容处之。他批评人，批评社会，像匕首，如马氓，令人敬而畏。他的批判不单针对别人，也留给自己，他对于自己犯过的错误，也能自我批判和悔改；同时，他也能接受别人的正确批评，自觉纠正自已的错谬，弥补自己的不足。然而，由于他坦诚，率性，直露，自尊心极强，因此他的批评有时就不够周全和缜密，同情地了解不够，甚至也不能完全免除偏见；他的批评即使完全是出于善意的，但因不够温和与平实，也往往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尽管牟宗三的批判精神是须要批判的，但是必须肯定，牟氏的这种批判精神是中国人最缺乏的，也是最为难得最为宝贵和最为可钦佩的。波普尔（KarlPopper）曾经说过，他不能断定“中国流行的生活态度都认为犯错误是丢面子的”这种说法的真实性。[74]实际上，这种说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完全真实的，而且由来已久。早在千余年之前，新儒学的实际开山祖与奠基人周敦颐就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今人有过，不喜人规，如护疾而忌医，宁灭其身而无悟也。噫！”[75]中国人害怕犯错误就像旧式妇女害怕缠足，中国人害怕改正错误就像旧式妇女害怕放足一样。周敦颐视不喜闻过、不愿改正错误为人的不幸与无耻（人的大不幸）的根源，指出只有喜闻过与改正过错才可以成贤[76]，而在波普尔看来，则没有批判就不能改正错误，不能改正错误就不会进步。因此“如果有人发现了你坚持一种错误的看法，你应当对此表示感谢；对于批评你的错误想法的人，你也应当表示感谢，因为这会导致改正错误，从而使我们更接近真理。”[77]为了真理，哲学需要有批判，进步需要有批判。牟宗三的批判精神是中国传统儒家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78]，是周敦颐式的理性主义的批判精神，同时也是波普尔式的彻底的批判理性主义精神，是康德批判哲学的批判精神。在这样的精神指引下，牟宗三对熊十力哲学及其以前的中国哲学作了批判地继承。牟宗三所继承的不是熊十力的哲学系统，而是熊十力的哲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牟宗三是熊十力衣钵的传人。但是，牟宗三青胜于蓝，在学力与睿识上远远地超过了熊十力。
总而言之，熊十力从生命格范与哲学精神上极大地开启了牟宗三；牟宗三在生命格范与哲学智慧上继承、高扬、拓展和推进了熊十力。
注释：
69参见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同上。
70、牟宗三《客观的了解与中国文化之再造》，台北：《鹅湖月刊》第16卷第11期（总号191）。
71、同上。
72、同上。
73、其实，牟与鲁的近似并不止于他们的批判精神与言辞的锋利和刻毒，例如有人（不无讥讽地）说牟是“魏晋人物，宋明学理”，而刘半农则赞扬鲁迅为“魏晋风骨，托尼文章”，这也多少反映出二人在自然生命形态上的一种相似。显然，二人的归宿却大为不同：一为哲学，以儒学为宗主，一为文学，以托尔斯太和尼采为典范。
74、见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作者前言》（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页1。
75、周敦颐《通书·过第二十六》，张伯行辑《太极图详解》(周廉溪全集)卷之六，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版。
76、周敦颐说：“人之生不幸，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必有耻，则可教；闻过，则可贤。”（《通书·幸第八》，张伯行辑《太极图详解》(周廉溪全集)卷之五，同上。）
77、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作者前言》（纪树立译），同上。
78、从先秦儒家到宋明新儒家形成了中国儒学的一个理性主义的批判传统，这一传统又为当代新儒家所接续，并与来自西方的彻底批判的理性主义相融合。当代新儒家的理性主义批判精神不独在牟宗三身上表现出来，也在其他大儒如像张君劢、徐复观等人身上得到了体现（这一观点只能在此点出，详论俟另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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