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就是富裕、发财。这是家喻户晓、人所皆知的。还有什么可论的？但是，中国历史思想家论富者甚多，还常有新见。可见，这个问题，古人没有解决，今人也还论不清，因此有再论的必要。当然，也不是这一论就可以定乾坤，就没有别人说话的余地了。我以为，富也将和爱情一样，是一切思想家不断探讨的永恒课题。
一、孔子论富
孔子赞赏卫国的公子荆善于管理家业，说他当家业富有时，说“苟美矣”（《论语·子路篇》）。这就是说，富有是美的。这反映了孔子对富的看法。当学生冉有提出：“既庶矣，又何加焉？”人口多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富之。”（同上）使人民富起来。这是从孔子仁的思想中可以自然引申出来的。推己及人，爱别人，爱人民，就要把美好的富也推给人民。这里当然包含后人所谓“富民”的思想。
富是美好的，但富人未必都是高尚的。什么样的富人不高尚呢？一是只富自己不富别人不富人民的统治者。例如齐景公自己很富，“有马千驷”（四千匹马与一千辆马车），古代以一辆马车和四匹马作为一个财富的单位，称为“驷”。齐景公有马千驷，说明他很富有。但他不给人民办事，没有做出有利于人民的什么好事。所以当他死时，“民无德而称焉”（《论语·季氏篇》），人民找不出歌颂他道德的词。二是不义而富的人。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得的富贵，对于孔子来说，就像浮云那样，虚无飘渺，不增加什么乐趣。（《述而篇》）哪些手段是不义的呢？孔子没有明说，但他提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又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宪问篇》）政治混乱，百姓穷困，自己却很富，那是可耻的。政治清明，百姓安乐，自己有俸禄。政治变坏了，自己还是那样拿着俸禄，也是可耻的。透过这些说法，我们体会孔子的意思，是要与人民同甘共苦。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颜渊篇》）就是说，统治者要与人民共同富裕，不要只顾自己发财，不顾百姓受穷。百姓都很穷，只有自己富，那就是不义的。富人未必都是高尚的，因此嫌贫爱富，是一种盲目的追求。孔子用《诗经》上的“诚不以富”来说明“惑”。
孔子认为“富贵在天”，富贵是由天命决定的，人是无法强求的。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如果能够求到富贵，那么孔子愿意承担任何低贱的工作。但是，如果自己的努力求不到富贵，那么就可以按自己的愿望去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当然，孔子的学生就有不听命运的安排，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发财致富。典型的有端木赐。他不受命运的支配，从事商业活动，由于预测市场行情比较准确，赚了很多钱。而道德和学问都比端木赐强的颜回，不肯出去做生意，只是守在家里受穷，在贫病交加中夭折。孔子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认为从事农业的活动，发不了财。要发财，首先要学好文化。因此他说：“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
富，需要有文化、道德相配合。有文化、道德的人称为君子。孔子认为“君子固穷”，虽然穷困，却也不胡来，仍然坚持自己的道德情操。因此，“君子忧道不忧贫”（同上），君子富起来后，不能骄傲，更不能骄横。就是“富而无骄”（《宪问篇》）。普通百姓一旦富起来，容易骄横，因此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使他们提高文化、道德水平，在富裕之后不至于骄横。这就是“富而后教”。如果富裕了，不能及时给予教育，新富起来而又缺乏教育的人容易骄横为暴，财大气粗，什么坏事都敢做，为所欲为，严重危害社会。按孟子的说法，这种人就跟禽兽差不多。“富而不教，则近乎禽兽矣！”富裕以后，头等大事就是教育。考虑不到这一层次，就是没有远见卓识的领导者。孔子希望有文化、有道德的人先富起来。如果“上大学赚小钱，上小学赚大钱”那么，这对教育界就会产生误导作用，使人民轻视教育。口头上讲教育的重要性，作用甚微，无人相信，而实际上的导向，作用极大，不容忽视。
孔子论富，有两点值得重视：一是把物质的富裕与文化道德相结合，在讲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的时候，更强调精神文明。他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不患贫而患不均”（《季氏篇》）。二是同他人共富。社会安定，大家共同富裕，这才是最美好的社会。别人都很穷，只有自己特别富裕，那么，生活也不安全，整天提心吊胆，日子也难过。少数人发国难财，那是不义之财，早晚要受到惩罚的。
孔子论富中有两点需要分析：一、富贵在天。把富裕的希望寄托在天上，显然是消极的。后儒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是积极的。但要认识到，致富除了个人努力之外，还有机遇问题。而机遇就是社会、自然界各种因素的综合效应。这是人的主观意志所控制不了的。古代人把它称为“命”或“命运”。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就是指各种客观因素的总和，也就是机遇。二、耕与学的问题。孔子认为从事农业生产的耕只能得到饥饿，而学习文化才能当官取俸禄。在当时，学文化，当官，发财，是一条路子。现代社会，发财致富的路子就不是一条，而是千万条，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各行各业都是致富的路。只有当官不应该是致富的路子，当官致富是从人民那里受贿或贪污而来，那是一种犯罪。在现代，学文化仍然是一条致富的路子，有了文化，可以学科学，科学致富是比较普遍的。因此，学文化致富，在现代社会，有了新的解释，也有了新的合理性。
二、董仲舒论富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土地是分封的，有爵位就有土地。土地没有进入买卖市场。秦汉以后，实行郡县制，才开始土地买卖。一旦开始土地买卖，当官的就利用手中的权力，采取巧取豪夺的办法，占领一大片一大片的肥沃土地，平民百姓就大批大批地失去土地，结果，“富者田连仟伯，贫者亡立锥之地”。贫民失去土地，生活更加困难，“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再加上“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然后抓来判刑。一年判了千万人的罪，路上行人有一半是罪犯。董仲舒从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了汉代两极分化的情况及其社会原因，认为主要是当时当官的“与民争利”。他说：当官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平民怎么能争过他们这些有权势又有资金的官家呢？官家财富不断膨胀，“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与此同时，平民百姓日益贫困化，“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若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这就是抓了很多人，犯罪还不能制止的根本原因。（《汉书·董仲舒传》）。
董仲舒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引孔子的话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均，指财富分配不均。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有的官员利用权力，从人民那里捞到很多财富，多数人却非常穷困。有一些贫富差别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两极分化严重，就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盗与暴都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都产生于贫富两极分化。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巩固封建统治，董仲舒认为要消除不安定因素，去其根源，需要采取措施，限制两极分化，缩小贫富差别。具体办法就是“调均”。经过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
调均有什么具体内容呢？董仲舒提出的最重要的就是反对官家与民争利。他说：官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他又说：“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例如鲁国相公仪休见到自己家种了葵菜，就生气地拔掉，认为自己有了俸禄，还种葵菜，就是与菜农争利，看见自己妻子织布，就把妻子休了，说这是与女工争利。这就是著名的“拔葵去织”故事。这是说明当官的有了俸禄，就不应该兼职，增加另外收入。董仲舒又说：“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汉书·董仲舒传》）当官的能够如此廉洁，下级就会称赞你的品行，服从你的教育，人民受到感化也变得高尚起来，不再贪心和卑鄙。这样一来，民风也就好了。董仲舒论富，反对贫富两极分化，主张调均，特别反对官家利用权势与民争利，反对官商。反过来，如果当官的自己贪利，那就无法教育人民不贪利。
综观秦汉时代以来的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贫富问题一直是历代历朝政府所关心的民生问题。在社会自然发展过程中，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贫富两极分化，是一种自然趋势。历代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经常要打击一下贪官污吏，有时也要限制一下巨商富贾，在有天灾的年份，对受灾的人民还要给予适当的救济。这一系列措施，都包含调均的意义。实际作用就是缩小贫富之间的差别。有些统治者不知道调均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意义，任凭一些皇亲国戚和一些功臣及其后代随意兼并土地，巧取豪夺，盘剥人民，为所欲为，不予制止，还要锦上添花，给予很多赏赐。而对于贫困的人民不予关心，任其自生自灭。结果不必太长时间，这个封建政权就要在农民起义中垮掉。取而代之的这个新政权就要立即采取措施进行调均，缩小贫富差别，以博得贫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我们认为，社会的自然发展，贫富差别日益扩大。政府如果无力制约富强者的势力，进行适当调均，那么，这个政权不被日益富裕的强臣富商所夺权，就会被日益贫困而无法生活下去的穷人推翻。
调均，是对富人的限制和打击，穷人会因此得到一些好处，穷人自然会拥护和支持这样的政权。但是，古今中外的实践证明，调均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产生副作用。
在现有的生产力条件下，社会还不可能在贫富贵贱方面都是平等的，还需要竞争，这样，社会才会在竞争中得以发展。如果贫富消失了，竞争淡化了，那么，社会发展也就没有了强大的动力，社会发展也会因此而缓慢下来。西方一些高福利的国家，向高收入的人征收高税，把大量的资金用于社会福利事业，实际上起到调均的作用。这种政策实行一段时间以后，社会竞争逐渐削弱，社会活力也逐渐趋弱，养成一批懒汉和庸人。中国也曾经刮过“共产风”，搞过“大锅饭”，对生产力的破坏，对财物的浪费，都是惊人的。在深切的教训之后，我们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根据现有的生产力的水平，贫富的差别还不应该立即消灭，还要保存，还要保护。从正反两方面的实际经验，我们体会到，贫富差别过大，两极分化，会激化阶级矛盾，导致社会动荡；贫富差别过小，过早实行平均主义，也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贫富不能差别太大，也不能差别过小。这就需要不断调整。不能进行这种调整的政府，是无能的政府，是会被推翻的政府。
关于调均的问题，《老子》的说法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农民起义军的口号是“均贫富”，“劫富济贫”。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代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口号有相通之处，都是处“贫”这一极的社会成员，要求缩小贫富差别，主张共同富裕，表达了共同的愿望。我们在儒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儒家出于仁爱之心而提出济贫的思想。贫苦者莫过于失去劳动能力又失去抚养（赡养）的矜、寡、孤、独和废疾者。儒家主张要救助他们，使他们都能得到“所养”（《礼记·礼运》）。西方强调物竞天择、优胜劣汰。东西比较，中国的济贫救困更符合博爱精神，也更文明、更合情理，而西方的汰劣则显得野蛮、残酷，与人道主义精神是背道而驰的。我们从这种意义上肯定董仲舒的调均思想还是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是，现代西方许多国家以高福利的方式救助贫困者，其力度和广度都超过我国。说明如今西方人也已经认识到调均的意义，劣汰的问题也需要重新加以评价。
三、司马迁论富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述了古代至西汉中期许多发财致富的商人以及他们的经验、思想。他对此又有一些评论，阐述了自己关于致富的见解。
首先，司马迁认为富是必要的。如说：“清，穷乡寡妇，礼抗万乘，名显天下”，就是由于富而受到秦始皇的表彰。如果只会讲仁义，不会赚钱，无特技，长贫贱，那是够羞耻的。这跟荀子的说法正好相反。荀子认为统治人民的各级官员都要“羞利”，以利为羞耻。因此，“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上好富则民死利”（《荀子·大略》）。荀子以利为“羞”，司马迁以贫贱为“耻”。
其次，司马迁认为致富的途径有高低之分。他说：“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指农业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由此致富是最好的。末，指商业、运输业和小手工业、加工业、服务业。现在称第三产业。通过这些加工、转运、倒卖的活动致富，是第二等的。最坏的是奸富，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暴利。古代有盗墓、抢劫、偷盗、欺骗等。现在则有制售假酒假烟，制造伪劣商品，偷税漏税，缺斤少两等等。在国外，还有贩毒、倒卖军火等。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损害别人的利益，从而发财致富，都属于奸富，都是不义之财。为了倡导正当发财，反对奸富，司马迁历数当时各地贤人怎么致富的，供后人参考。他们有的开矿冶铁，有的做鱼盐生意，有的从事长途运输，倒卖粮食，有的在乱世抛金玉藏粮食，有的向列侯放高利贷，他们“皆非有爵邑俸禄弄法犯奸而富”，但他们都有一些绝技招数。因此可见，“富者必用奇胜”。“富无经业”，发财致富没有一定的行业，只要有奇术，哪一个行业都能够发财致富。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同样也可以说，世上三千业，业业能致富。
最后，政府应该如何对待人民致富？司马迁提出五种方针：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下面分别加以解说。
因之，就是因循、顺应客观形势。这是黄老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体现。经济发展有一不定期的客观规律，统治者要顺应规律，不能根据个人的意愿，企图改变经济发展的自然进程。用现代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例如马克思提出在人们思想觉悟和社会物质财富都达到高度发展以后才能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度，而有些人却在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企图实施共产主义制度，以为下个命令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也像唐代武则天下令让百花在大冬天开放。权势者的意志、行政命令都无法改变客观规律，也改变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唯意志的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却起了破坏、阻碍的作用。司马迁根据文景时代的情况，认为“因之”是最善策。所谓“善者因之”。
其次，“利导之”。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天下人奔向利，“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那么，统治者只要掌握着利，就可以指挥天下人，引导天下人。汉代独尊儒术，政府规定精通儒家经典的可以当官拿俸禄，享受荣华富贵。于是，天下士人，争读“五经”。经学大师也体会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敬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只要精通经书，要做大官就非常容易。由于利禄的引诱，天下士人读经、注经、讲经，不遗余力。一部经书，注文可以达到几百万字，甚至几个字也要注上数万言。这都是利导的结果。现在的利导，就是各国政府规定的各种优惠政策。免税、减税是其中比较重要的内容。与此相反，则用高征税的办法来抑制某些商品进口，这种抑制也是一种利导。
第三，教诲之。这种教诲，既有教师的教育作用，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宣传作用。在封建时代，中国的政府宣传作用，主要通过下诏书，赞赏什么，提倡什么，嘉奖什么，反对什么，被称为“金口玉舌”的皇帝说话，被视为至高无上权威的“圣旨”，在百姓中都会产生很大影响。有一些御用文人，根据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提出一些政见，对社会也会产生极大的影响。例如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策问时提出的官员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对后代产生很大影响，现代有些国家规定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公务员不得从事商业活动，与两千年前的董仲舒的见解是一致的。现在所说的“政治思想工作”、“打通思想”、“造舆论”、“正面教整齐之育”、“批判反面教员”、“宣传”、“动员”、“鼓动”等等都是“教诲之”的新方法、新形式。
第四，整齐之。就是用法规来统一经济活动的规范，不允许少数人暴发横财，特别限制商业活动。各处都立关设卡妨碍交通运输。司马迁认为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限制百姓发财致富，是不可取的。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篇》）。“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就是司马迁所谓“教诲之”。孔子认为“道之以德”比“道之以政”高明。司马迁也把“教诲之”摆在“整齐之”之上。说明他们对此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司马迁推崇黄老之学，把体现自然无为精神的“因之”放在首位。其次才是轻重家的“利道之”，再其次才是儒家的两种办法。
第五，与之争，即与民争业、争利。司马迁把这种办法排在最后，即最下策。黄老道家和儒家都反对这种办法。孔子说：“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百姓贫困，国君怎么能富呢？季氏很富，冉求又帮助他搜刮民财，孔子很气愤，说冉求不是他的学生，还发动学生声讨冉求。（《先进篇》）说明孔子反对官员与民争利。在西汉时代，与民争利极为严重，最突出的是盐铁官营。上面提到，当时有些人靠冶铁和做盐的生意发了大财。冶铁利润极高。于是，由大商人出身的桑弘羊执掌政府财政大权以后，就将盐铁之利收归国家所有，不允许私人经营盐铁。董仲舒认为这是“与民争利”，司马迁也这么看，后来，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从各地选派来的文学贤良之士都激烈反对桑弘羊提倡的盐铁官营。
盐铁官营究竟有什么好处，又有什么弊端？二者比较，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大呢？
盐铁官营的好处是夺了富商大贾的大利，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汉武帝出巡时，带领浩浩荡荡的庞大队伍，耗用甚多，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所到之处，还赏赐臣民大量的布帛和金钱。他用兵征伐，扩疆守土，耗资无数，没有增加人民的税赋，全部由大农提供充足的费用。大农就是桑弘羊领导的负责盐铁等事务的政府机构。桑弘羊也说实行盐铁官营是为了“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如果罢去盐铁政策，那就会导致“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盐铁论·本议》）国家财政空虚，无法提供守卫边疆官兵的费用。这就是实行盐铁政策的现实意义。
反对者认为盐铁官营的弊端极大，应该取消。理由多得很，有几点值得现代人注意。
其一，官办企业生产的铁器多是大件的，是为了完成生产指标，又因为粗制滥造，质量很差，品种单一，农民使用很不方便，严重影响农业生产。
其二，官办企业由雇工生产，质量差则价格不低，不像私营那样精心制作。在销售方面，官商的态度不好，从不考虑顾客的方便与否，而私营企业为了竞争销售，千方百计为顾客提供各种方便，农忙时到田间地头推销商品，又可以赊账。
其三，私商多家竞争，促进提高质量，降低价格，改善服务态度。而官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质量、价格都一样，没有挑选的余地。官商的铁器卖不出去，有时还摊销派售。有时工厂完不成任务，还要派农民去帮忙，增加了徭役负担。
其四，私商较多，分布零散，农民买农具比较方便。官商摊点少，分布集中，有些农民要到很远的集镇上才能买到，特别是农忙时，花宝贵的时光，走很远的路买农具，划不来。农具又不能储备，储备多了容易生锈、报废。
利弊大小之比，不能根据多少条的数量。更重要的要看实际的客观效果。这个实际效果也还有不同的看法。从短期看，桑弘羊的盐铁政策确实为国家增加了大批的财政收入。解决了支边的经济困难。但长远看，官商不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无法改善服务态度，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家财政也会重大损失。从总体上看，国库也会逐渐虚空的。说到底，还是孔子那一句话：“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夺百姓的财物，百姓不足，君也就会不足。民穷君富，只能是暂时的。因此藏富于民，是高明的见解。细审历代君臣，富民者国富，刮民者国贫。司马迁把“与民争利”看作是最下策，也是这个道理。
四、简评
孔子讲“富而后教”对于现代发了财的企业家尤其重要。有些企业家文化素质太低，赚了很多钱，却不知道怎么花。有的抛钱比阔，有的烧钱斗气，有的住总统套间，有的花三十多万元宴请一桌，有的花几十万元买一只白狗。还有的修庙、塑神、求签、拜佛。这是说企业家自己应该要重视教育，花一些钱在这方面投资。企业家一般都很忙，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家庭教育，以为给子女提供充足的资金，就算尽了做父母的责任。实际上，给钱不能代替教育。西汉老臣疏广说：“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汉书·疏广传》）子孙如果是贤者，多给他们财产，就会损害他们的志向；如果子孙是愚蠢的，多给他们财产，就会增加他们的过失。无论如何，多给了孙财产，都是没有好处的。疏广给子孙留一些田产，只要努力生产，足够供给衣食，能够过着与周围平民一样的生活。他又说：“吾既亡（无）以教化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同上）没有什么可以教育子孙，只是不要再增加他们的过错而引起人们的怨恨。我们现在体味疏广的话的意思，不给子孙留过多的财产，也是对子孙的一种极好的教育。现在社会上有办贵族学校的。高收费，学校条件极其优越。发了财的企业家都把子女送到那里去。按教育家的想法，那是培养不出人才的。人都要在比较艰苦的条件下磨炼意志、增强毅力，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孔子说：“富而后教”，办贵族学校就是发了财的人重视教育投资教育的行为，有什么不可以呢？孔子的话的意思是解决了衣食住行这些生活问题以后，就要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差别在于如何教育的问题。花盆难养万年松，猪圈不出千里马。在高出平民生活很多的优越环境中，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因为他们不了解贫民的生活及其思想情绪。
董仲舒的调均思想是很深刻的。中国历代王朝都进行调均。调均搞不好的，就要危亡。到了近代，清朝政府腐败，失去调均能力，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退位，整个社会在军阀割据、混战中苦熬。后来，代表富裕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在蒋介石领导下剪除了割据各地的军阀，实现了除共产党领导的红区之外的广大地区政权统一。接着，代表贫苦工农大众的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推翻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统一了除台湾列岛以外的大部地区，建立了统一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贫富两极分化，许多贫苦农民和工人流离失所。共产党统治时期，用均贫富的观念理解社会主义，先是土地改革，把地主多余的土地分给无地的贫苦农民。又对工商业进行改造，逐渐地赎买资本家的财产，变成国有财产。以后又办人民公社，使全体人民的财富在最大程度上互相接近。有些资本家虽然还可以靠拿国家给的“定息”过日子，但已经没有发展的空间，而且，穷人掌权，批评剥削，使许多富人有负罪感，在社会上神气不起来，许多富人的子女以背叛家庭参加劳动为时髦，还常觉得比出身于劳苦大众家庭的同伴低一头。许多人以家庭贫苦、自己是“大老粗”为荣。可以说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贫富差别最大限度地缩小了。初期，由于劳动大众及其同情者提高了积极性、创造性，社会风气极好，生产发展很快，整个社会充满勃勃生机。二十多年后，社会上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之类的“大锅饭”现象，缺乏竞争意识，社会缺少动力，社会生产受到影响而减慢了发展速度，而且日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由“调均”到“大锅饭”现象，又到社会发展的缓慢，这是一个自然而必然的过程。这也可以说是董仲舒的调均说在一定条件下表现出来的弊端。为了克服这种弊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的八十年代，中国大陆进行一系列的开放改革。“大锅饭”现象是改革的首要对象，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实践中，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姐。改革的结果，使贫富拉开距离。提倡竞争，增加活力，使社会生产有了高速度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不同程度地提高了。据预测，我国公民的贫富差别还会继续扩大，公民的竞争意识还会加强，社会生产力还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一种主要倾向会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贫富拉开以后，有一部分贫苦的人或某些无法抵御的天灾人祸给人留下的灾难，都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救助。“希望工程”和种种救济措施，都是在贫富拉开的时候所采取的调均措施。当前是竞争为主调均为辅的时代。
司马迁的“三富”论，也值得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三富”论在汉代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仍然需要重视“本富”，即生产致富。但是我们缺乏的是推销能力，因此应该适当强调“末富”，即贸易致富。销路通畅，可以促进生产，激活经济。至于“奸富”，古今中外都是应该反对的。有些腐败政府官员与社会上黑帮相勾结，做倒卖军火和毒品生意，暴发横财。这是最大的“奸富”，却是不可以公开的。
总之，古人的论富思想对现代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