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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

作者:郭沂 来源:《中国哲学史》2002年03期 时间:2013-06-19

摘 要:

根据本文的新考,子思年九十二,生活在公元前504-403年之间,但这仍不能与孟子时代相接,而多种典籍中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又难以置疑。实际情况是: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关键词: 孟子 孟轲 孟子车 子思

    一、汉代文献的两种记载


  孟子和子思的关系,堪称中国学术史上的最大公案之一。关于这个问题,汉代文献就有两种记载。第一种记载认为,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


  第二种说法认为,孟子直接受业于子思。刘向《列女传》:“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名轲,邹人,子思弟子。”赵岐《孟子题辞》:“孟子,邹人也。……长师孔子之孙子思。”高诱《淮南子·泛论训注》:“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孟子受业于子思。”


  二说之外,《孟子外书·性善辨》又提出孟子学于子思之子子上:


  曼殊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


  但自东汉赵岐已斥《孟子外书》之伪:“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之者也。”(《孟子题辞》)另外,其说与《孟子》本书相抵触(详见下文),不足辨。


  第一种说法,汉代仅见于《史记》。而第二种说法,为两汉的多位学者所提及,应是当时流行的说法。不仅如此,这种说法似乎还有更多文献的支持。最显著的,莫过于《孔丛子》的四条记载:


  1.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子思见之,甚悦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子车甚崇,子上不愿也。客退,子上请曰:“白闻士无介不见,女无媒不嫁。孟孺子无介而见,大人悦而敬之,白也未喻,敢问。”子思曰:“然。吾昔从夫子于郯,遇程子于途,倾盖而语,终日而别,命子路将束帛赠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车,孺子也,言称尧舜,性乐仁义,世所希有也,事之犹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杂训》)


  2.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杂训》)


  3.孟轲问子思曰:“尧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称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昼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农之赴时,商之趣利,恶有不至者乎?”(《居卫》)


  4.子思谓孟轲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异而不修其所以异,不异矣。故君子高其行,则人莫能偕也;远其志,则人莫能及也。礼接于人,人不敢慢;辞交于人,人不敢侮。其唯高远乎!”(《居卫》)


  汉代文献关于思孟关系的两种记载,即孟子受业于子思和受业于子思门人,相互矛盾,不可两存,必有一误,或两者皆误。这引起后代学者一揭谜底的极大兴趣。


  二、子思、孟子时不相值


  虽然孟子受业于子思为两汉流行的说法,但清代以来,绝大多数学者并没有接受它,反而赞同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少数派意见。其根本原因是,根据清代多位学者的考察,子思、孟子,并非同时之人。毛奇龄《四书剩言》:


  王草堂谓:《史记·世家》:“子思年六十二。”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伯鱼先孔子卒已三年。向使子思生于伯鱼所卒之年,亦止当在威烈王三、四年间。乃孟子实生于烈王四年,其距子思卒时,已相去五十年之久。又谓:鲁缪公尝尊礼子思,然缪公即位在威烈王十九年,则《史记》所云“子思年六十二”,或是“八十二”之误。若孟子则断不能亲受业也。予只以《孟子》本文计之,梁惠王三十年,齐虏太子申,则孟子游梁,自当在三十年之后。何则?以本文有“东败于齐,长子死焉”之语也。然孟子居梁,不二三年,而惠王已卒,襄王已立。何则?以本文有见梁襄王之语也。乃实计其时,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鲁缪公卒年,亦不过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则受业子思,或未可尽非者与?


  焦循《孟子正义》引毛氏之语后说:


  按《史记·鲁世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七年,卒于有山氏。悼公立,三十七年卒。子元公立,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穆公立三十三年卒。自穆公元年上溯至孔子卒之年,当有六十八年。孔子未卒,子思已生。而孟子明言子思当穆公时,则子思之年不止六十二明矣。穆公子共公立,二十二年卒。子康公立,九年卒。子景公立,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为平公。平公元年上溯穆公卒之年,当有六十年。再溯穆公初年,则九十年矣。则孟子不能亲受业于子思又明矣,草堂之说是也。乃《六国表》鲁穆公元年,即周威烈王十九年;魏惠王元年,当周烈王六年;相距三十八年。惠王三十五年,孟子来大梁,上溯鲁穆公时,已有七十余年,如以亲受业子思言之,则子思年必大耋,而孟子则童子时也。刘向、司马迁皆西汉人,一以为受业子思,一以为受业子思之门人。而《史记》纪年,多不可据,大抵异同不过此两端,识者察之。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


  考伯鱼先夫子殁五载,子思当不甚幼。子思八十二卒,姑以夫子殁时年十岁计之,则卒于威烈王十八年。而赧王元年齐伐燕,孟子尤及见之,其去子思之卒九十五年,孟子寿百余岁方与子思相接,恐孟子未必如是长年,则安得登子思之门而亲为授受哉!且孟子自云私淑诸人,更是确证,《史》似得其实。


  焦竑《焦氏笔乘》卷三“孟子非受业子思”条:


  《史记》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非也。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伯鱼先孔子五岁卒。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子思实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子思生年虽不可知,然孔子之卒,子思既长矣。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赧王元年去齐,其书论仪、秦,当是五年后事,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孟子即已耆艾,何得及孔子之门,相为授受乎哉!《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


  周广业《孟子四考四·孟子出处时地考》引詹氏小辨《子思孟子考》:


  伯鱼先孔子五年卒,孔子卒,子思为丧主,知其时年已长矣。《孟子》书论及张仪、公孙衍,当是赧王五年辛亥以后事,自辛亥逆推至敬王壬戌,孔子卒百七十年,去伯鱼卒百七十四年,以百八九十年间所生人物,而谓其共处函丈,何寿考至是?或谓安王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苟变于卫,而孟子魏惠王时已称叟,计其生近安王即位时,谓孟子亲受业,奚不可?曰:安王甲辰,去伯鱼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二年,可云子思尚存哉?孟子之少也,其母三迁而后知学,复为之断机。其娶也,见其妻踞而出之。其时吾不知其年,固知未从子思学也。过此,又可云子思尚存哉?且缪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甲戌,而孟子书亟称缪公尊礼子思,时子思年已九十耆矣。其居卫有齐寇,必少壮从仕时事,言苟变于卫,亦必在悼敬昭公时。


  周广业由此推断:“夫思孟生卒既不相值,而孟子称子思字者非一,又言昔者鲁穆公,其为追溯无疑。”因而,说孟子“学于子思,其实非也。”崔述《崔东壁遗书·孟子事实录卷上》:


  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子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后,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于鲁而后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余年,孟子何由受业于子思乎!孟子云:“余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于子思之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于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清人上述对思孟时不相值、不可能授受为师徒的考证,言之凿凿,令人信服。窃以为,若干问题,还可作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是子思的年寿。子思前及见孔子,后及见鲁穆公。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周敬王四十一年,即公元前479年。依《六国年表》,鲁穆公(又作缪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九年,即公元前407年。但钱穆先生根据《鲁世家》推定,缪公元年为周威烈王十一年,即公元前415年,较《年表》前移八年(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页178~179。)。即使根据这前移后的时间,鲁穆公元年与孔子之卒也相距六十四年之久。所以,《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的说法肯定有误。王草堂因而推论“六十二”“或是‘八十二’之误”,世人遂坚信无疑。其实,王氏“或是”二字表明,他的看法只是猜测,并无确凿证据。今查汉代出土文献,“六”字字形与“八”字显然不同,而与“九”字十分接近,容易混淆。另外,子思年八十二之说亦与子思之经历不符(见下文)。所以,我以为《史记》原文当作“九十二”,今本的“六十二”乃“九十二”之误,也就是说子思的年寿为九十二岁。


  子思既然如此寿考,那么他是否与孟子时代相接呢?这需要我们对子思的生卒年代再作分析。


  我以为,学者们的意见是对的,孔子去世时,子思年岁既长,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


  首先,正如他们所提到的,据《孔丛子》记载:“孔子卒,子思为丧主,四方来观礼焉。”(关于《孔丛子》的史料价值,请参见下文)


  其次,《孔丛子》一书中记载了许多子思和孔子的对话,论及社会、政治乃至哲学问题,显示当时子思已经有成熟的世界观和思维能力了。


  再次,按照笔者的考证,原本《中庸》悉为孔子之语,而今本《中庸》中以孔子语成章者乃其遗章。它和今本《礼记》中的《缁衣》、《表记》、《坊记》一样,都笔录于子思,出自子思书(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页420~421。)。据子思本人介绍:“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孔丛子·公仪》)无论如何,这四篇内容多属高深,从“或亲闻之者”的情况看,子思在孔子去世时,确非童子。


  关于子思就教于孔子和记录孔子言论的问题,我们还可稍作论证。


  作为孔子的孙子,子思有机会同乃祖朝夕相处。《孔丛子·记问》:


  夫子闲居,喟然而叹。子思再拜,请曰:“意子孙不修,将忝祖乎?羡尧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尔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对曰:“伋于进膳,亟闻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忧矣。世不废业,其克昌乎!”


  这段文字记述了子思开始从学于孔子的过程。原来,子思年幼时,就在饭桌上受到孔子的熏陶。但从他的回答看,当时他所理解的只是“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负荷,是谓不肖”之类的道理,而非高深理论。从孔子的谈话中不难看出,孔子对这位有望继承祖业的孙子非常喜爱。


  孔子之郯,遇程子于途之事为《说苑》、《韩诗外传》等古书所载,但年代无考。从上引《孔丛子》的第一条资料看,当时子思曾随行。此事似有可疑之处。既然子思曾随行,事情当发生在孔子晚年。但据《孔子世家》,孔子晚年归鲁后并没有出远门,所以到郯国的可能性不大。我的看法是,孔子所到的并不是郯国,而是曲阜西边不远的拔地。拔又名郯。就是说,当时孔子并未离开鲁国。这件事说明,晚年的孔子对子思寄予厚望,常令其陪伴左右,所以将自己的思想精华授之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不过,我们虽然可以据以上事实来判断孔子去世时,子思年岁已长,但其实际年龄已经不可具考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知道孔子卒在子思十六岁以后的。《孔丛子·居卫》:


  子思年十六,适宋。……子思既免,曰:“文王厄于牖里作《周易》,祖君屈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


  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去世后,“弟子皆服三年。”作为弟子兼丧主的子思,自然不能例外。服丧期间是不能出远门的。假设子思十六岁适宋时三年之丧已毕,那么孔子去世时子思不会大于十三岁,这有违孔子去世时子思的世界观已较成熟的事实。所以,孔子之卒,一定在子思十六岁之后。假设孔子卒恰在子思十六岁时,则子思生在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即公元前494年。这是子思生年的下限。


  需要说明的是,《中庸》乃先秦时期子思书的全称,取首篇之名命名(注: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页414~422。)。所谓“于是作《中庸》之书四十九篇”,是说子思困于宋时开始发愤著书,并不是说当时就著书四十九篇。四十九篇的写作,当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很可能终子思的一生。


  子思的卒年亦无确切记载,但最早不会早于鲁穆公三年。《孔丛子·杂训》:


  鲁穆公访于子思。曰:“寡人不德,嗣先君之业三年矣,未知所以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恶,以扬先君之善,使谈者有述焉,为之奈何?愿先生教之也。”


  这说明,鲁穆公在其“嗣先君之业三年”,即鲁穆公三年时,曾造访于子思。依钱穆先生的考证,鲁穆公元年当在周威烈王十一年(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页178~179。),即公元前415年,则鲁穆公三年在周威烈王十三年,即公元前413年。这是子思卒年的上限。


  自子思生年的下限公元前494年至卒年的上限公元前413年,合八十二年。就是说,这八十二年子思一定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但如谓子思正好活了八十二岁,即子思十六岁适宋之年恰好孔子卒,而鲁穆公访于子思之年恰好子思卒,这种概率实在太小了,几乎不可能。这也是我推断《史记》子思“年六十二”非“八十二”之误而是“九十二”之误的一个理由。


  按照子思九十二之年寿,参以生年之下限和卒年之上限,可知子思的生年在公元前504-494年之间,卒年在公元前413-403年之间。


  子思卒年的下限即公元前403年为鲁穆公十三年。这就是说子思和鲁穆公共同生活的时间为三年到十三年之间,时间不算短,难怪古籍中载有大量子思和鲁穆公的对话,甚至郭店楚墓中也出土了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历史上更有子思为鲁穆公师之说。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鲁穆公在位三十三年。但据《孔丛子·抗志》:


  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使乎卫,闻丧而服。谓子思曰:“子虽未臣,鲁,父母之国也,先君宗庙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岂爱乎?礼不得也。”县子曰:“请闻之。”答曰:“臣而去国,君不扫其宗庙,则不为之服。寓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则旧君无服,明不二君之义也。”县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这段记载显然有误。我们知道,子思和鲁穆公相处多年。就师生关系而言,子思为师,鲁穆公为徒;但就君臣关系而言,则鲁穆公为君,子思为臣,典籍中子思在鲁穆公面前自称臣之处甚多。但此处县子谓子思“子虽未臣”,子思也亦自道“吾既无列于鲁”,故子思和这位死去的鲁公未尝以君臣关系相处,他自然不会是鲁穆公。窃以为,这位鲁公很可能就是鲁穆公的前任鲁元公。《鲁周公世家》:“元公二十一年卒,子显立,是为穆公。”《史记》的记载来自鲁国史书。大概《孔丛子》的作者或资料传承者在读到这类记载时,涉下文“是为穆公”,误“元公”为“穆公”了。


  我们再来看孟子的生卒年代。孟子的年寿为八十四,这是绝大多数学者所认同的。但是,孟子的生卒年代却争议较大。钱穆先生的《孟子生年考》根据孟子生平事迹断定:“孟子生年,最早当在安王之十三年,最晚当在安王之二十年。”周安王十三年为公元前389年。据此孟子生年上限,凑以八十四之数,则孟子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89-306年(注: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附录《诸子生卒年世约数》表列孟子为公元前390-305年。因其为约数,故于不能确考者,则以“五”、“十”之数为计(表中不能确考的诸子生卒年皆如此),故389可归于390,306可归于305,别无深义,更不意味着孟子年八十六。)。后来杨泽波先生又考定为公元前372-289年(注:杨泽波:《孟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05~108。),后推十七年。


  即使以钱穆先生所考的孟子生年上限公元前389年计,上距子思卒年下限公元前403年尚有十四年之久。因此,依据子思年九十二的新说,子思、孟子仍时不相值。


  看来,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正因如此,当今学者咸信《史记》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的记载,这似乎已经定案,不必复议了。


  三、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难以置疑


  承认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之说,必然否定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然而,倘若把两汉时期大量有关孟子师事子思的记载皆归之于空穴来风,一概抹煞,恐令人难以接受。


  或曰,《孔丛》伪书,何足挂齿!甚至上引焦氏早已明确指出:“《孔丛子》称孟子师子思,论牧民之道,盖依放之言,不足多信。”诚然,《孔子家语》和《孔丛子》这两部载有孔子及其后裔言论事迹的古籍久已定论为伪书、打入另册了。但是,包括河北定县八角廊汉简《儒家者言》和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内的大量近期出土文献,却迫使我们不得不对这一成说持谨慎甚至怀疑的态度。李学勤先生通过研究《儒家者言》得出这样的结论:《孔子家语》和《孔丛子》都是汉魏时期孔氏家学的产物。《孔丛子》可以说是孔氏家学的学案,由孔子一直记到孔季彦。其出现并不太晚,很可能出自孔季彦以下一代。今本古文《尚书》、《孔丛子》、《孔子家语》很可能陆续成于孔安国、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它们都是汉魏孔氏家学的产物(注: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孔子研究》1989年第2期。)。李先生的意见是中肯的。


  需要补充的是,按照《隋书·经籍志》的说法:“《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而《孔丛子》乃“陈胜博士孔鲋撰。”宋咸《孔丛子注序》更进一步指出:“《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子》,上下篇为一卷附之。”如此看来,《孔丛子》一书始撰于孔鲋,成之于孔季彦之子辈,也就是东汉中期,历时长达二百余年。此书汉魏之际以前不为人所称引,盖其最后成书前一直流传于孔氏家族,最后成书后才公之于世。


  因此,此书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编纂、增改过程,难免留下一些误传失实的记载,但因此而一笔抹杀其料价值,也是不足取的。


  我以为,至少上引《孔丛子》的四条史料就有相当高的可靠性。其第二条,也就是“孟轲问牧民何先”那段,又为宋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八、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二所引,文作:


  孟轲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轲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义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义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乐为诈。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


  值得注意的是,二书皆称引自《子思子》。就是说,它们并非引自《孔丛子》,而是引自《子思子》。其所引的这部《子思子》当属南朝梁时以前出现的子思书重辑本,应有所据,很可能就是《汉志》所载刘向根据先秦子思著作所编的《子思》二十三篇的佚文(注:关于子思书的流传,请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页417~419。)。黄以周辑《子思子》外篇卷六注曰:


  据《郡斋读书志》,晁氏所见已有此条,即刘向所校二十三篇中亦似早有此文。……盖二十三篇中在秦汉间已多后人附益之文,与《晏子》、《管子》同。刘氏父子校中秘书,信从其言,故向作《列女传》、歆作《七略》皆本之为说。是则谓孟子亲受业于子思,其言固未核实。谓刘向所校二十三篇无此条,亦似矫枉过正之论也。读者知其为后人附益之词,斯可矣。


  黄氏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这段资料来自子思书,另一方面又难以接受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所以只好归之于秦汉间“后人附益之文”。殊不知这段记载和《孔丛子》有明显的异文,说明二者资料来源不同。如若说二者皆为“附益”,恐难服人。我们知道,同一事迹为不同古书所记载的情况是很常见的。所以,《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的引文从另一角度印证了《孔丛子》的相关记载。


  至于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等,都是两汉时期最优秀的学者,他们众口一词,皆谓孟子受业于子思,恐亦有其相当的根据。如果把他们的说法都归之于齐东野人之语,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四、同姓名造成的误会


  看来,孟子受业于子思和受业于子思门人两说皆有坚强的根据,不可遽然否定或肯定。一方面不得不承认思孟时不相值的考证,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子思子》和《孔丛子》中有关子思、孟轲相见的记载,乃至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等孟子受业于子思之说。那么,到底如何看待这种两难境地呢?


  一般说来,人们习惯于从已有的若干方案中选择最佳方案,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难道就没有第三种方案吗?我以为,在同时承认思孟时不相信和子思、孟轲相见的情况下,正确答案只能是第三方案,这就是《子思子》、《孔丛子》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


  众所周知,同姓名是当今社会的一大奇观。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战国策·秦策》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昔者曾子处费,费人有与曾子同名族者而杀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参杀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杀人。”织自若。有顷焉,人又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惧,投杼逾墙而走。


  不管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它都说明中国自古就存在同姓名的人互相混淆的现象。如此,子思曾有一个和孟子同姓名的弟子并被后人误认为孟子,也就不难理解了。


  对于这判断,最强有力的旁证来自《孟子》书。


  其实,关于孟子和包括子思在内的孔子门徒的关系,孟子本人早已交代得十分清楚。《孟子·公孙丑上》:“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体味其意,孟子是说他并未学于孔子嫡系门徒。“乃所愿”者,表示“学孔子”之事为虚拟。对此,《孟子·离娄下》有更明确的记载:


  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


  赵岐注:


  我未得为孔子门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也。


  朱子《孟子集注》:


  人,谓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时,方百四十余年,而孟子已老。然则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虽未得亲受业于孔子之门,然圣人之则尚存,犹有能传其学者。故我得闻孔子之道于人,而私窃以善其身,盖推尊孔子而自谦之辞也。


  赵岐的理解是正确的。他将“孔子徒”解释为“孔子门徒”。所谓“门徒”,应为嫡传弟子,包括受业弟子、再传弟子、多传弟子。他将“人”解释为“贤人”也不错。窃以为,“人”字解释为“其他人”也可以。在这里,当指孔子嫡传弟子以外的人。至于朱子所谓的“人,谓子思之徒也”等等,则是缺乏根据的曲解。孟子的这句话只是说,他没有能够做孔子的门徒。关于孔子的学说,他是私下里向其他人学习来的。可以想见,如果孟子受业于子思或子思门人,他肯定不会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这样的话,因为他不管学于子思还是学于子思门人,都属于孔子的门徒。


  依此,《子思子》和《孔丛子》中的那位孟轲,不可能是孟子。对于这一点,我们至少还可以从有关孟子之字的记载中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孟子名轲,可证之《孟子》其书,各种古籍均无异议。然而,其字为何?《孟子》书、《史记》本传、《汉志》本条皆无记载,而东汉赵岐更明确地说:“名轲,字则未闻也。”(《孟子题辞》)赵岐为早期治《孟子》的头号权威,其说自难置疑。而上引《孔丛子》则直谓孟轲为孟子车,也就是说,这位孟轲先生字子车。两相对照,事实十分清楚:字子车的孟轲与佚字的孟轲不是同一个人;前者是战国早期的子思弟子,后者是战国中期的大儒,即众所周知的孟子。


  这位子思弟子之字仅见于《孔丛子》一书,而此书在东汉中期最后成书之前未得公布。所以,这期间人们无从确切地知道这位字子车的孟轲,更没有人提及孟子的字。


  现存最早提到孟子字的文献,是魏晋时期王肃的《圣证论》和傅玄的《傅子》。《太平御览》卷三百六十三引《圣证论》:


  学者不知孟轲字。按,子思书及《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轲少居坎坷,故名轲,字子居也。


  颜师古注《艺文志》曰:


  《圣证论》云:轲字子车,而此志无字,未详其所得。


  《傅子·附录》:


  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其后邹之君子孟子舆,拟其体,著七篇,谓之《孟子》。


  这里的“子居”、“子舆”都是“子车”的讹变。正如梁玉绳所说:


  古“车”“舆”通用,如秦三良子车氏,《史》于《秦纪》、《赵世家》、《扁鹊传》并作“子舆”可验。惟“居”字恐以音同而讹。颜师古《急就篇》注“孟子字子居”,《广韵》去声“轲”字注云“孟子居贫轗轲,故名轲,字子居”,疑非。(《史记志疑》卷二十九)


  蒋伯潜也说:


  《说文》曰:“轲,接轴车也。”“轲”有车义,故曰字子车;“车”“居”音近,故曰字子居;“车”“舆”同义,故又曰字子舆。(注:蒋伯潜:《诸子通考》(台北:正中书局,1948),页134。)


  对于魏晋时期陡然出现的孟子之字,宋代以来,已有不少人表示怀疑。如宋人王应麟《困学纪闻》曰:


  孟子字未闻。《孔丛子》云“子车”(注一作子居),居贫坎轲,故名轲,字子居,亦称字子舆。《圣证论》云:“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云:“字子舆。”疑皆傅会。


  明人史鹗《三迁志》曰:


  孟子字,自司马迁、班固、赵岐皆未言及。魏人作《徐干中论序》曰:“孟轲、荀卿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书,至今厥字不传。原思其故,皆由战国之士乐贤者寡,不早记录也。”是直以孟子为逸其字矣。


  清人焦循《孟子正义》引以上两家后说:


  按王肃、傅玄生赵氏后,赵氏所不知,肃何由知之?《孔丛》伪书,不足证也。王氏疑其傅会,是矣。


  但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九却对这些怀疑持保留态度:


  魏、晋以来始传孟子之字,故《正义》著之,虽未详其所得,要非无据,可补《史》遗,王氏以为傅会,非也。


  实际的情况是,魏晋时期出现的这些关于孟子之字的说法,皆源自《孔丛子》。人们误将这部书中的孟轲当作孟子,因而理所当然地把这位孟轲的字归之于孟子。这就是说,王应麟等人谓这些关于孟子之字的说法为“傅会”是对的,梁玉绳谓其“要非无据”也是对的。这些“傅会”,是有根据的“傅会”。


  如果说《孔丛子》出现于东汉中期,其后才有可能将子思弟子孟轲和后来著《孟子》书的孟轲混为一谈,并误传孟子之字,那是容易接受的。然而,刘向、班固之辈皆生活在东汉中期以前,自无缘见到《孔丛子》,为什么他们也说孟子受业于子思呢?这也不难理解。从《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的引述看,子思书中业已存在子思与其弟子孟轲的对话了。刘向、班固等人尽管无缘见到《孔丛子》,但他们可以读到子思书这类文献,甚至《汉志》所著录的《子思》二十三篇就是刘向本人所整理的。当他们读到这类文献中子思和孟轲的对话时,就已经误认这位孟轲为孟子了。至于他们没有提到孟子之字,那是因为这些文献并未记载子思弟子孟轲的字,也就是说没有《孔丛子》中“孟子车尚幼,请见子思”这类材料。假若他们读到这类材料,他们早就会和王肃、傅玄一样,声称孟子字子车了。


  看来,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乃至孟子字子车的误传,皆源自《子思子》、《孔丛子》这类文献对子思事迹的记载。


  或许有人会说,《孔丛子》“孟轲问牧民”一章中的孟轲之语“君子之所以教民,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与《孟子》首章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不是如出一辙吗?可见那个孟轲就是孟子。这种推测貌似合理,其实不然。首先,仁义和利的对立,早已成为人们所公认的观念,而儒家重义轻利,自孔子已然。所以,“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出自不同儒者之口,并不稀奇。其次,在《孔丛子》中,子思对“利”作了独特的解释:“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仁义之为利,乃“利之大者也”。假设这位就教于子思的孟轲就是孟子,那么他一定会牢记乃师的教导,从而用子思的义利观来回答梁惠王的(如果孟子师事子思,当在其早年;而梁惠王称其为“叟”,则知孟子见在梁惠王在其晚年)。他不会仍象当年那样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而会说“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仁义之为利,乃“利之大者也”云云。另外,《孔丛子》的“亦有仁义而已矣”一语和《孟子》一字不爽,而此语在《文献通考》和《郡斋读书志》所引的《子思子》中作“亦仁义而已”。如此看来,《孔丛子》在流传过程中,可能有人曾根据《孟子》作过改动。


  那么,司马迁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又作何解释呢?《史记索隐》云:“王劭以‘人’为衍字,则以轲亲受业孔伋之门也。今言‘门人’者,乃受业于子思之弟子也。”我认为,王劭的说法是值得重视的。今本《史记》关于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记载,不同于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诸家,这在两汉文献中为独一无二的说法,本来就值得怀疑。而上引高诱说“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这比《史记》的“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仅多一虚词“于”字,极有可能直接引自衍“人”字之前的《史记》。因此,司马迁关于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记载,很可能同两汉的刘向、班固、赵岐、高诱、应劭诸家本无不同,只是后来衍一“人”字,才形成异说。至于后人根据这种异说而断定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则是以讹传讹了。


  总之,孟子虽然深受子思及其门人的影响(注:关于子思及其门人的著作,请参阅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一书。),并与之构成思孟学派,但他既非受业于子思,亦非受业于子思门人。《子思子》、《孔丛子》等书所载的那位姓孟、名轲、字子车的儒者,并不是孟子,而是一位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的说法皆由此衍生,有关孟子受业于子思门人的说法都是由思孟时不相值的事实和《史记》衍文的影响所导致的误解。


  这个结论着实有点让人出乎意料,甚至连笔者本人也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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