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春秋末年起，连同整个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影响重大、意义深远的变革时期。王夫之在其名著《读通鉴论》中，称之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社会大动荡，原本天子、诸侯、大夫、士的等级被僭越颠倒，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更是“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以何种目光审视这一动荡的时代，以何种作为开拓历史的未来，就成为当时的有识之士首先要面对的重大问题。作为晋国政治家的赵简子与作为鲁国思想家的孔子无疑是当时世人瞩目的风云人物。而就是在这种历史大背景下，二位巨子开始了思想与政治上饶有趣味、耐人思索的往来交锋。
首先，分别来看赵简子和孔子的所处诸侯国的历史背景。《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
赵武续赵宗二十七年，晋平公立。平公十二年，而赵武为正卿。十三年，吴延陵季子使於晋，曰：“晋国之政卒归於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後矣。”赵武死，谥为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之时，齐景公使晏婴於晋，晏婴与晋叔向语。婴曰：“齐之政後卒归田氏。”叔向亦曰：“晋国之政将归六卿。六卿侈矣，而吾君不能恤也。”赵景叔卒，生赵鞅，是为简子。[1]1786
赵简子所处的晋国正值韩、赵、魏、范、知、中行“六卿”当政之时。时代潮流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政出家门，瓜分公室”的新格局。晋自献公“尽杀诸公子”以来，几代晋君一直推行遏制公族的策略。晋君此举本是为了防止诸亲贵篡夺国家政权，但却为异性卿族在晋国的发展提供了契机。赵氏这支异性卿族曾有赵衰、赵盾时期的辉煌，也经历了“下宫之难”低潮。赵氏孤儿赵武去世，谥号为“文子”。赵文子生了儿子景叔。赵景叔去世，就把赵氏兴盛的大业托付给了儿子赵鞅。这位赵鞅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赵简子。赵鞅，字志父，简子则是他身后的谥号。仅从赵鞅的字来看，我们就可以大略推想得出这位赵鞅作为“赵氏孤儿”的嫡孙所承载的家族使命。“志父”，顾名思义，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2]51这也正如《中庸》所说：“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2]27赵鞅从小就有着奉先思孝的道德品质，而这其中孕育的深切含义又时时刻刻激励着他不忘历史使命而振兴赵氏。是时，“晋益弱，六卿皆大”。赵氏宗主赵鞅也正是按照“志父”的追求继往开来，奠定了赵氏腾飞的坚实基础。
再看孔子所处时代背景，《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於陈蔡之间，於是反鲁。……鲁复善待，由是反鲁。
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於鲁。鲁小弱，附於楚则晋怒；附於晋则楚来伐；不备於齐，齐师侵鲁。[1]1909-1910
《论语·子罕》也记载；“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2]110说明孔子少年时代曾从事过各种劳动并掌握多种谋生技能，但他的仕途并不因为他的才能而一帆风顺。相对于异性卿族把持的晋国而言，孔子所处的鲁国却由同姓公族“三桓”把持。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记载：“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总之，晋鲁两国同样面临“政权下移”的情形，正如《盐铁论·禁耕》中所说：“三桓专鲁，六卿分晋”。可见，赵简子和孔子所处的国家都是具有内忧外患的，他们二人的忧患意识都十分强烈。然而，孔子选择了固守尊卑，维护周礼；赵简子则选择了顺应时代，改革进取。
一、赵简子与孔子同子太叔的交游
早在赵简子和孔子相识之前，郑国的子太叔是他们共同尊敬的贤者。在战乱动荡的时代，郑国的相对稳定，吸引了赵简子和孔子的目光。而赵简子和孔子早期的思想能够通过他们与郑国子太叔的交游而推想得出。
子太叔，姓游名吉，年少有仪度，支持子产改革，受到重视，为春秋时郑国正卿。郑定公八年，继子产执政，世人尊称其子大叔。《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降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3]1421-1422
子太叔的治国思想，秉承子产的遗风。对于为政之时的宽猛之道，子太叔与孔子是有着许多共同的精辟见地。孔子对于子产的尊敬，来源于对于郑国安定的由衷佩服。《左传》襄公三十年记载郑国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3]1181从而郑国大治。孔子指出：“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3]1192这也表现出了孔子对于郑国子产和子太叔为政思想的赞同。
这时的赵简子正代表晋国高举“尊周室，平叛乱”的大旗，命令各国为周天子运送粮食，并组织军队勤王，直至周敬王光复国都。他这个时候向子太叔请教周礼是有着深刻的含义的。《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
夏，会于黄父，谋王室也。赵简子令诸侯之大夫输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将纳王。”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简子曰：“甚哉，礼之大也！”对曰：“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简子曰：“鞅也，请终身守此言也。”[3]1457-1459
赵简子是春秋末期胸怀鸿志、继往开来的大人物。赵简子身为晋卿，心怀复兴赵氏的政治理想。他认识到，礼制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此时向子太叔问礼，只是想积蓄力量，但仍需要打着维护晋公室的旗号，才能取得各方面的支持。作为政治家，认识到践行孔子“为政以德”必要性，所以他说“甚哉，礼之大也”，并表示有“终身守此言”的尊礼决心。这与孔子维护周礼有某些共同性。
总而言之，这次对于周礼的请教为赵简子的勤王壮举做足了舆论铺垫，而且子太叔对于赵简子的私下教诲，更是让赵简子茅塞顿开，受益良多。《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郑国子太叔去世，赵简子十分悲伤，为他吊丧哭泣，不忘他“无始乱，无怙富，无恃宠，无违同，无敖礼，无骄能，无复怒，无谋非德，无犯非义”的谆谆教诲。[3]1542这与孔子闻子产卒“为之出涕”有异曲同工之妙，赵简子对于子太叔教诲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值得注意的是，赵简子把维护礼制作为赵氏实现“化家为国”的第一要务，此与鲁国季氏僭越行为有着表面的不同。但于孔子而言，赵简子应该是一个守礼的形象。
二、赵简子与孔子有关铸刑鼎的争论
作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身负赵氏兴盛的重大使命，在晋国众卿中有着重要的地位，为晋国做出了重大贡献。晋顷公十三年，赵简子做出了一件轰动天下的大事——铸刑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3]1504
赵氏从先祖皋陶以来就有着法治的思想，赵盾在晋国颁布的“夷蒐之法”就是如此。范宣子所定的刑书正是当年赵盾在晋国颁布的“夷菟之法”。赵盾的“夷蒐之法”重刑轻礼，选贤任能，摒弃宗法传统，重在发展卿权，正代表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此时，赵简子再次重申晋国的“国法”，杜绝了私法的随意性，安定了晋国国内的时局。
公元前513年，晋铸刑鼎，即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这是我国第二次颁布成文法，遭到远在鲁国的孔子的反对。孔子直言评论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造成贵贱无序的状态；民众之所以尊重贵族，是因为有礼的规定。孔子言必称“周公”，他崇尚“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贵族统治，故此，才对晋国铸刑鼎大加指责。孔子说“民在鼎矣”就是担心一旦百姓知道了法令条文，就更加难以约束了，贵族的神秘感和权威性就荡然无存。而赵简子所做的，正是打破旧礼法，开辟新天地的宏图伟业。
其实，此时孔子批评铸刑鼎是有着历史背景的。《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记载：当时的鲁国已经被卿族季氏掌控，甚至连国君鲁昭公都被驱逐到了国外。“二十八年，昭公如晋，求入。季平子私於晋六卿，六卿受季氏赂，谏晋君，晋君乃止”。[1]1515鲁昭公到晋国，要求支持他回国为君。结果晋国六卿接受了季平子的贿赂，谏止晋君，晋君就不再坚持。不久，鲁昭公竟然客死他乡。这其中与晋国六卿有着莫大的关系。因此，孔子只得借赵简子铸刑鼎一事来抒发自己对季氏的极大愤慨。
同样是面对鲁昭公的惨死，孔子表现出了对于维护尊卑礼法的强烈呼声。而赵简子则从此洞悉了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载：“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回答：“鲁君世従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3]1519-1520其实，赵简子哪里是在关心鲁昭公和季氏，分明是在关心晋君和自己。当时的政治格局正如史墨所说“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孔子以晋国铸刑鼎之事，暗喻了鲁国的政治格局；赵简子也拿鲁国季氏专权的事情，探析了自己作为晋卿向新的君权转化的潮流。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对晋国铸刑鼎事件，除了感叹“晋其亡乎”和“民在鼎矣”之外，还借史墨之口对范氏、中行氏进行指责，说“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却对主持铸刑鼎的赵简子极力袒护，“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孔子认为这次铸刑鼎赵简子出于不得已才参加的。从此推知，在孔子心中赵简子应该是维护周代礼制传统的晋国卿族。殊不知赵简子乃这次铸刑鼎的主要推动者。
这也算是赵简子和孔子第一轮的往来交锋。从此，同时代的赵简子就与孔子结下了不解之缘。仅春秋末期的史籍所见，两人会面和交谈的文字难以寻觅。这两位一生未曾谋面共事的历史人物应属神交。
三、赵简子、孔子对于阳虎的历史评价
阳虎是鲁国权臣季平子的宠臣，鲁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到鲁国东部视察，在归途死在了房地。季桓子继承了卿位。阳虎利用这个时机，软禁了季桓子，从而驱逐了自己的政敌仲梁怀，一并杀掉了他的许多同党。目的达到以后，阳虎同季桓子在稷门起誓，对于软禁的事情互不报复，然后才把季桓子放回。当时的鲁定公受制于权臣，而权臣中季氏又最强，阳虎通过牵制季氏掌控了国家的权力。阳虎和孔子的恩恩怨怨也就从此结下。
《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1]1919孔子打算到陈国，经过匡地，因为孔子与阳虎长得十分相像，险些将孔子围困致死，后来，匡人知道认错了人，这才放了孔子师徒。仅从此事来看，孔子对阳虎的态度可想而知。
《左传》定公六年记载：
夏，季桓子如晋，献郑俘也。阳虎强使孟懿子往报夫人之币。晋人兼享之。孟孙立于房外，谓范献子曰：“阳虎若不能居鲁，而息肩于晋，所不以为中军司马者，有如先君！”献子曰：“寡君有官，将使其人。鞅何知焉？”献子谓简子曰：“鲁人患阳虎矣，孟孙知其衅，以为必适晋，故强为之请，以取入焉。”[3]1557
赵简子听闻阳虎想要投奔晋国，认为鲁人已经开始讨厌阳虎了。但赵简子并未表态，而是冷静地观察时局。阳虎仿佛也预感到了自己的境遇不妙。故此，他一面拉着鲁定公和季氏家族在周族的祖庙结盟，诅咒：“谁有二心，天诛地灭。”一面打起了孔子的主意。孔子在鲁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阳虎就准备拉拢孔子，借以提高自己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孔子对阳虎的态度仅从闭门不出这一点就可以略知一二。
《论语·阳货》记载：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途，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智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2]175
阳虎这时“馈豚”是有深意的。《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1]1907
孔子少年时“贫且贱”，阳虎对他十分轻视。而阳虎当权，又要邀请孔子，阳虎这种前倨后恭的态度对孔子来说，可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祖庙的盟誓只不过是空泛的形式，孔子的对答也只不过是委婉的回避。阳虎见形势不妙，就抢先发动叛乱，并劫持了鲁定公。对此，孔子大骂阳虎乃是“陪臣执国命”的“乱臣贼子”。直到孔子晚年作《春秋》之时还耿耿于怀，大骂阳虎为“盗”。阳虎叛乱，在鲁国不得人心，最后以失败流亡告终。
《淮南子·人同训》记载：
阳虎为乱于鲁，鲁君令人闭城门而捕之，得者有重赏，失者有重罪。围三匝，而阳虎将举剑而伯颐，门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穷，我将出子。”阳虎因赴围而逐，扬剑提戈而走。门者出之，顾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与子反也，为之蒙死被罪，而乃反伤我，宜矣其有此难也。”鲁君闻阳虎失，大怒，问所出之门，使有司拘之，以为伤者受大赏，而不伤者被重罪。[4]592
由此可见，阳虎在出逃之时所表现出来的权谋之术和凶狠手段令人惊叹，而这却与孔子所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格格不入。
阳虎投奔赵简子一事，史籍多有记载。《左传》定公九年：“齐侯执阳虎，将东之。阳虎愿东，乃囚诸西鄙。尽借邑人之车，锲其轴，麻约而归之，载葱灵，寝于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于齐。又以葱灵逃，奔宋，遂奔晋，适赵氏。仲尼曰：‘赵氏其世有乱乎’”。[3]1573《史记》卷33《鲁周公世家》记载：“九年，鲁伐阳虎，阳虎奔齐，已而奔晋赵氏”。[1]1544《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后十三年，鲁贼臣阳虎来奔，赵简子受赂，厚遇之”。[1]1786《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记载：“四十七年，鲁阳虎攻其君，不胜，奔齐，请齐伐鲁。鲍子谏景公，乃囚阳虎。阳虎得亡，奔晋”。[1]1477
仅从史料对阳虎流亡的关注程度可以推想，阳虎的归宿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大事件。堪称一代枭雄的阳虎最终选择了晋国的赵简子。孔子则在此时大声疾呼：“赵氏其世有乱乎。”赵简子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收留阳虎。
《孔子家语·辩物》对其似有记录：
阳虎既犇齐，自齐犇晋，适赵氏。孔子闻之，谓子路曰：“赵氏其世有乱乎！”子路曰：“权不在焉，岂能为乱？”孔子曰：“非汝所知。夫阳虎亲富而不亲仁，有宠于季孙，又将杀之，不克而犇，求容于齐；齐人囚之，乃亡归晋。是齐、鲁二国已去其疾。赵简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说而从其谋，祸败所终，非一世可知也。”[5]143
《韩非子》中则记录了阳虎“主贤明则悉心以事之；不肖则饰奸而试之”[6]297的人生信条。在阳虎心中，赵简子也许是乱世之中所谓的“贤明之主”。而赵简子正是琢磨透了阳虎的这个人生信条，这才敢敞开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这个颇有争议的人物。由此可见，赵简子自认为与“不肖”的季氏有所区别，而且还以贤明之主自居而收留阳虎。《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对于赵简子收服阳虎记载比较集中，赵简子左右谋臣对收留阳虎提出异议：“虎善窃人国政，何故相也？”[6]297而赵简子认为“阳虎务取之，我务守之。”只要善于驾驭阳虎，使他不敢为非，才尽我用。最终，阳虎确实为赵氏的兴盛做出了贡献。韩非子评价道：“故有术之主，信赏以尽能，必罚以禁邪，虽有驳行，必得所利，简主之相阳虎。”[6]290阳虎在赵简子身边屡立奇功，实现了“悉心以事之”的人生诺言。
《史记》卷37《卫康叔世家》记载阳虎已经成为赵简子的得力之臣。“六月乙酉，赵简子欲入蒯聩，乃令阳虎诈命卫十馀人衰绖归。”[1]1599
《史记》卷43《赵世家》亦记载：
晋定公十八年，赵简子围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郸。明年，卫灵公卒。简子与阳虎送卫太子蒯聩于卫，卫不内，居戚。[1]1792
《左传》哀公二年记载了著名的铁之战中，阳虎为赵简子进献制胜之策：
赵鞅御之，遇于戚。阳虎曰：“吾车少，以兵车之旆与罕、驷兵车先陈，罕驷自后随而从之，彼见吾貌，必有惧心，于是乎会之，必大败之。”从之。[3]1613
赵简子收服阳虎的成功范例，无形中给予孔子一个漂亮的回应。而且，阳虎还在赵简子东进战略的实施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看来赵简子就是阳虎所说的“贤明之主”。此谓赵简子与孔子的第二次交锋。应该指出，孔子知道“善窃人国政”的阳虎被赵简子收留，感叹“赵氏其世有乱乎”。看来孔子对赵简子收留阳虎充满担心，而不是作壁上观。
四、孔子对赵简子“以晋阳畔”的批评
《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
后二年，晋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乱。明年春，简子谓邯郸大夫午曰：“归我卫士五百家，吾将置之晋阳。”午许诺，归而其父兄不听，倍言。赵鞅捕午，囚之晋阳。乃告邯郸人曰：“我私有诛午也，诸君欲谁立？”遂杀午。赵稷、涉宾以邯郸反。晋君使籍秦围邯郸。荀寅、范吉射与午善，不肯助秦而谋作乱，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伐赵鞅，鞅奔晋阳，晋人围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谋逐荀寅，以梁婴父代之；逐吉射，以范皋绎代之。荀栎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乱者死。今三臣始乱而独逐鞅，用刑不均，请皆逐之。”十一月，荀栎、韩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击之，范、中行败走。丁未，二子奔朝歌。韩、魏以赵氏为请。十二月辛未，赵鞅入绛，盟于公宫。其明年，知伯文子谓赵鞅曰：“范、中行虽信为乱，安于发之，是安于与谋也。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独在。”赵鞅患之。安于曰：“臣死，赵氏定，晋国宁，吾死晚矣。”遂自杀。赵氏以告知伯，然后赵氏宁。
孔子闻赵简子不请晋君而执邯郸午，保晋阳，故书《春秋》曰：“赵鞅以晋阳畔。”[1]1789-1791
赵氏与范氏、中行氏都属于晋国六卿。晋国六卿之间相互倾轧，晋国内部的兼并战争已然不可避免。公元前497年，由赵氏发动并联合知氏、魏氏开展的对范氏、中行氏的斗争，就是晋国内部六卿矛盾的总爆发。
晋国有法，始乱者死。孔子在此时指责赵简子“以晋阳畔”，就要考察赵简子是否“始乱”。而这个问题可以从董安于之死来推知。
《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
故不与围邯郸，将作乱，董安于闻之，告赵孟，曰：“先备诸？”赵孟曰：“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为后可也。”安于曰：“与其害于民，宁我独死。请以我说。”赵孟不可。[3]1590
《左传》定公十四年记载：
梁婴父恶董安于，谓知文子曰：“不杀安于，使终为政于赵氏，赵氏必得晋国，盍以其先发难也讨于赵氏？”文子使告于赵孟曰：“范、中行氏虽信为乱，安于则发之，是安于与谋乱也。晋国有命，始祸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赵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乃缢而死。赵孟尸诸市，而告于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从赵孟盟，而后赵氏定，祀安于于庙。[3]1594-1595
面对晋国“始乱者死”的法制，赵简子并不同意董安于先发制人从而使得百姓免遭祸患的建议，仍等待范氏、中行氏首先叛乱。这年七月，范氏、中行氏果然联合邯郸赵氏进攻赵简子。赵简子也果真处于步步被动、处处挨打的境地，不得不逃往晋阳防守。仅从叛乱的时间上看，赵简子并没有首先发动战争。
《左传》定公十三年记载了范氏、中行氏叛乱的实质：
冬，十一月，荀跞、韩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
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3]1591
此时范氏、中行氏发动军队攻击国君。这一举动，果然激起了整个晋国的愤慨。范氏、中行氏也越来越孤立。他们很快被赵简子的盟军击败，只得向朝歌落荒而逃。仅就范氏、中行氏攻击晋国国君一点来看，实有叛乱之举。
孔子指责赵简子“以晋阳畔”，仍是出于对于周礼的维护。而处在春秋末年的晋国，六卿各自为政、相互倾轧，身为赵氏宗主的赵简子自然要以巩固赵氏基业和拓展赵氏实力为务。此时的晋国国君已然被六卿架空，而这场晋国内战实质上就是晋国卿族对于权益的再分配。就其卿族利益而言，六卿之中谁先反叛晋国国君仿佛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就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真实写照。
此时，孔子不仅视阳虎为“盗”，而且还视收留阳虎的赵简子为叛乱之罪人。但是，必须提及的是，从此战后，范氏、中行氏被赵氏灭亡，晋国也结束了“六卿执政”的时代，而形成了知氏、赵氏、韩氏、魏氏“四卿执政”的新格局。赵简子在这场长达8年的内战中具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又具有积极的联盟意识，更具有坚韧的斗争精神。经过这场斗争，“赵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毋庸置疑，赵简子不愧为一位才能卓越的战略家。
五、赵简子与孔子对中牟归属的政治态度
赵简子开疆扩土的步伐可不会因为孔子的批评而停滞，他决心扫除范氏、中行氏的残余，推行东进战略，这就是占领重地中牟。关于中牟，《管子·小匡》记载：“筑五鹿、中牟、邺、盖、与牡丘，以卫诸夏之地。所以示劝于中国也”。[7]126《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中牟无令，晋平公问赵武曰：‘中牟，三国之股肱，邯郸之肩髀’”。[6]306由史籍记载可见，中牟地域之关键。中牟备受晋国统治者的重视。其政治意义和军事作用都非同一般。在此后的10年，中牟又沦入卫国之手。范氏、中行氏就依仗着卫国的中牟来和赵简子负隅顽抗。赵简子相继攻克了朝歌、邯郸、柏人，而收复中牟则在东进战略的计划之中。
《左传》哀公五年记载：“夏，赵鞅伐卫，范氏之故也，遂围中牟”。[3]1630赵简子对于中牟的包围，立即引起了卫国的震动。而赵简子对于曾经支持范民、中行氏的卫国的态度是强硬的。孔子却在此时进入了卫国。《吕氏春秋·召类》记载：
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后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8]1370
孔子在卫国做客，使得赵简子深为顾忌，两人的关系显得更加复杂微妙。赵简子虽然对卫国按兵不动，但对中牟的攻伐从未停止。《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1]1924
对此，《论语·阳货》有着类似的记载：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177
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的孔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入仕。从《史记》来看，晋定公十一年，阳虎离开鲁国投奔了赵简子。第二年，孔子春风得意，任鲁国大司寇，卓有成绩。到了晋定公二十二年，赵简子击败范氏、中行氏之时，孔子已经开始了流亡诸侯的生活。孔子此时积极入仕的愿望是可想而知，甚至有些急不择主。然而，赵简子攻占中牟的步伐却十分的坚定。佛肸求助于孔子的行动并没有挽回中牟的危局。赵简子把中牟收入囊中，孔子也开始了新的流亡生涯。孔子所支持的范氏、中行氏最终失败，而赵简子却积极地吸纳范氏、中行氏集团的人才了。《国语·晋语九》记载：“赵简子曰：‘吾愿得范、中行之良臣。’”[9]488
仅据此推想，赵简子对于政敌的政治策略是谋深计远的。而同样身为政治家的孔子却表现出了对于当时政局的犹豫态度。晋卿范氏家臣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参加，孔子打算去。曾有学者提出异议，佛肸是家臣，而孔子为鲁大夫，孔子往，将臣之乎？所以，连孔子的弟子子路都用孔子曾经所说的话来反诘孔子。这时的孔子也确实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极大矛盾之中。孔子最终放弃了，说明他仍是旧有等级关系的维护者。
六、赵简子与孔子的相互试探
长久以来，赵简子一直在关注着孔子的一举一动。与此呼应，孔子也始终在关注着赵简子的一言一行。然而，一贯以“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闻名的赵简子和一向以“周游列国，寻觅明主”的孔子应当说是时有交锋、神往已久。
《说苑·善说》记载：
赵简子问子贡曰：“孔子为人何如？”子贡对曰：“赐不能识也。”简子不悦曰：“夫子事孔子数十年，终业而去之，寡人问子，子曰不能识，何也？”子贡曰：“赐譬渴者之饮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犹江海也，赐则奚足以识之。”简子曰：“善哉，子贡之言也！”[10]278-279
赵简子一向以纳贤闻名，此番询问孔子的学生子贡，其意仍然是对孔子进行试探。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得意弟子子夏也曾拜访过赵简子。《韩诗外传》卷6记载：
子夏曰：“来！吾尝与子从君而西见赵简子，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君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者，子耶我耶？”[11]224-225
赵简子频繁地接触孔子的学生，这同时也正是孔子试探赵简子的举动。《说苑·臣术》记载：
简子有臣尹绰、赦厥。简子曰：“厥爱我，谏我必不于众人中；绰也不爱我，谏我必于众人中。”尹绰曰：“厥也爱君之丑，而不爱君之过也；臣爱君之过，而不爱君之丑。”孔子曰：“君子哉尹绰，面訾不面誉也。”[10]52
孔子的这句话值得注意，这是孔子对于赵简子及其谋臣少有的积极评价。这也许能够代表孔子对于赵简子的复杂情感的一个侧面，至少，孔子是时时刻刻关注赵简子的一言一行的。
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卷469引《王孙子》曰：
赵简子猎于晋阳，抚辔而叹。董安于曰：“今游猎，乐也。而主君叹，敢问何也？”简子曰：“汝不知也。吾效厩养食谷之马以千数，令官奉多力之士数百，欲以猎战也。忧邻国养贤以猎吾也。”孔子闻之曰：“简子知所叹矣。”[12]880
由此推想，赵简子和孔子在忧患意识上颇有同感，孔子的评论也和赵简子十分有默契。
《说苑·善说》记载：
赵襄子谓仲尼曰：“先生委质以见人主，七十君矣，而无所不通识，世无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不通乎？”仲尼不对。异日，襄子见子路，曰：“尝问先生以道，先生不对，知而不对则隐也。隐则安得为仁？若信不知，安得为圣？”子路曰：“建天下之鸣钟而撞之以梃，岂能发其声乎哉？君问先生，无乃犹以梃撞乎？”[10]288-289
赵襄子拜访孔子，其实反映了赵简子对于孔子的态度。既包含了对于孔子流亡的讽谏，又暗含了招纳孔子的寓意。而子路将赵襄子比作草，将孔子比作钟，暗含着轻视赵氏的意思，也为孔子无言答对找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
《说苑》、《韩诗外传》的价值虽然不及《史记》等可靠，但关于孔子的资料多与先秦其他典籍相互证。这些史料在当时应必有所本，并非臆造，有其合理性。赵襄子是否见过孔子，不得而知。以上文献关于赵简子、赵襄子与孔子及其学生关系如此多的记载，说明赵简子与孔子之间确实有着重要关联。
七、赵简子与孔子的擦肩而过
命运好像又在这一刻安排了赵简子与孔子的历史性会面。春秋末年最优秀的政治家和最杰出的思想家将在这时相见。
《史记》卷47《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鸣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1]1926
《孔子家语·困誓》[5]、《说苑·权谋》[10]对此也有类似记载。但从以上史料来看，赵简子邀请孔子，孔子也准备投奔赵简子之事可以确认。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曾说：“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这也许才是孔子在半路改变了投奔赵简子的真正原因。
“孔子回车之辙”碑仍存于今山西省泽州县晋庙铺镇天井关村。据明文学家王世贞《适晋纪行》见刻石崖表曰“孔子回车处”，与现存之碑显然不同。明代王心一《上太行》一诗中有“山家爱尺土，纵横界如画。上有千年碑，孔父留辙迹。”今日学者多否定天井关为“孔子回车”实地，但事实是，孔子曾想西见赵简子，中途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从而改变主意。从孔子自此回乡归家、闭门从教这一点看，此次未能通过赵简子而实现政治理想的孔子真可谓倍感遗憾、深受挫伤。赵简子与孔子的这次历史性的会面也就成为千古憾事。
八、余论
孔子与赵简子同处于春秋末年“鲁国三桓”与“晋国六卿”时期，孔于是周礼的维护者，反对鲁“三桓”架空公室的行为，而赵简子是晋国“六卿”之一的赵氏宗主。两者应该是对立的关系，但是，孔子对赵简子没有像对鲁国“三桓”那样，原因是赵简子作为晋卿有着“尊礼”、“守礼”的一面。从赵简子向子太叔问礼，说明赵简子在政治上保持着“守礼”的姿态。[13]323孔子对赵简子主持铸刑鼎极力回护，对于赵氏收留阳虎的担心，对于赵简子及其谋臣的积极评价，都表现了他对赵简子作为优秀政治家的激赏态度。赵简子政治作为多是打着晋君旗号，如铸刑鼎、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攻打中牟等。赵简子尽管以发展赵氏基业为第一要务，但仍表面上恪守卿的本分。正如白国红指出的，赵简子时期赵氏势力虽然蒸蒸日上，但仍处于蓄势时期，遵守礼制是赵氏在残酷的政治氛围中必须做出的一种姿态。从太原金胜村赵简子墓的随葬器物来看，赵简子墓葬之规格符合其卿“身份”。[14]45因此，同样是新兴势力，他有着与鲁国“三桓”的不同之处，这也是孔子所心仪之处，是孔子希望投奔赵简子的出发点。当孔子西行中途闻简子杀窦鸣犊、舜华两贤人，从而改变主意。
实质上赵简子仍是专权晋国的正卿，与鲁国“三桓”没什么根本区别，与孔子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一面是改革进取，顺应时代潮流而开天辟地的新兴封建卿族的代表赵简子；一面是固守旧制，维护周礼而克己复礼的旧贵族的代表孔子。孔子所要维系的，正是赵简子所要打破的；而赵简子所要开创的，却是孔子所畏惧的。即使孔子跨过了黄河，他也不会跨过这条思想的鸿沟。于是，孔子抚琴吟唱，隐居著书；赵简子则慷慨高歌，继续开创赵氏发展的新境界。
赵简子失去了圣人，却拥有着广大的贤人。在所有关于赵简子的记载中，“爱贤”的记载真可谓蔚为大观，不可胜计。有些是史籍的真实记载，有些则是诸子百家的假借或推演，更有那些文人墨客对赵简子赋予了生动的形象和传奇的演绎，使得赵简子以“爱贤”之美名传扬千古，流芳百世。值得注意的是，在赵简子与众多贤士之间，事实上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有别于孔子所维护周朝宗法制度下的天子、诸侯、卿、士的等级秩序。赵简子果然按照铸刑鼎时所倡导的那样，贤则举之，禄之，赏之；不肖则去之，刑之，杀之。这是具有新兴封建阶层特点的君主专制的官僚制度。赵简子“尚贤爱贤”的风气，既是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新气象，同时也是建立新兴国家君臣格局的奠基之举。赵简子与孔子的关系从一定层面反映了春秋晚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和冲突。两人的冲突是政治家与理论家之间的冲突，是执政者与在野者之间的冲突。
相比之下，孔子有弟子3000，72贤人。他的思想行动不全是保守的，他作为我国第一批私人办学者的杰出代表，是新兴知识者阶层的培育者和先知，开启了战国的士人时代。赵简子也有浩大人才储备并付诸政治实践，诸如董安于、尹铎、王良、周舍、阳城胥渠、史墨、少室周、烛之过、古乘、杨因、公卢、虎会、郑龙等贤能之士，真可借用《战国策》所说“奋其六翮而凌清风，飘摇乎高翔。”[15]176如此一论，则赵简子之贤亦不逊色于孔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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